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地位
最大诚信原则是民法诚信原则在保险法领域的延伸，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也是保险法的基石,为了更好地说明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深入考察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地位。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也是整个保险法律体系的基石。
一、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
保险法有很多原则，如合法保险原则、自愿原则，但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是最大诚信原则。那么，在这么多的原则中，为什么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保险合同的民事性质。保险合同在本质上属于民事合同的一种，除了受保险法调整外，也受合同法的调整。保险双方订立保险合同在本质上是民商事合同。因此，适用于民商事活动的首要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同样适用于保险合同。
（2）保险活动的特殊性需要最大诚信原则作为首要原则。保险活动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保险合同具有一定的射幸性，所谓的射幸性也指不确定性。因此，如果保险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不恪守最大诚信原则，则有可能使保险活动彻底落空，而且当事人受到损失。此外，保险合同的射幸性也经常被违法犯罪分子所利用，因此必须把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法的首要原则才能防范这些情况的发生。
二、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律体系的基石
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地位还体现在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律体系的基石。如果没有最大诚信原则，保险法律体系便不能建立。原因是：
（1）保险合同的注意义务比较高。
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的注意义务非常高。如保险人要对投保人所投保的财产状况进行严格的审查，或者对被保险人的年龄、身体状况进行细致的审核。但是由于保险人财力、精力有限，因此可能无法完全审核这些事项，所以需要投保人尽完全的告知义务，在最大程度上做大最大诚信。
因此，如果没有最大诚信原则，保险活动中可能会充满了欺诈，妨碍保险活动的顺利进行，保险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2）保险经营中信息严重不对称。
保险业务的专业性很强，普通人一般很难理解保险经营中的格式合同。由于保险合同条款是专业人士拟定的，其内容往往很复杂并包括诸多保险专业术语，一般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特别是涉及专业性和技术性问题的条款很难准确理解。因此，如果没有对投保人和保险人最大诚信的要求，保险人以及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受利益的驱动而可能发生的逆选择将大大增加，从而危及到保险行业的正常发展。
如果这种信息不对称不能被平衡，则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保险活动也无法顺利进行。因此，这种信息不对称要求保险人尽勤勉的义务，即坚持最大诚信原则。
三、最大诚信原则下保险法律关系当事人的义务
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中的重要地位不是空泛的，而是具体的。各国保险法根据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引申出了很多具体的义务，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本文详细论述之。
（一）如实告知义务
如实告知是指在保险经营活动中，保险双方当事人应当向对方当事人如实陈述应该说明的的重要事实，原因是这些重要事实可能会影响到对方决定是否愿意缔结保险合同。如在健康保险场合，投保人就应该向保险人如实告知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保险人决定是否愿意承保。
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就是对告知义务的具体规定。
（二）保证义务
保证是指保险人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某一事项的作为或不作为或对某种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作出许诺。保证是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承担保险责任所需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履行义务的条件，其目的在于控制风险，确保保险标的及其周围环境处于良好的状态中。
如在财产保险场合，投保人保证将正确合理使用作为投保标的的财产，而不会将保险标的置于过高的风险之中，使保险人承受不利。
（三）弃权与禁止反言的义务
弃权是指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放弃其在保险合同中可以主张的权利，通常是指保险人放弃合同解除权与抗辩权（但保险人弃权的范围不得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不得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抛弃对于事实的主张）。禁止反言是指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既然已经放弃其合同中的某项权利，日后不得再向另一方主张这种权利，也称禁止抗辩，在保险实践中主要约束保险人。
在最大诚信原则下引申出弃权和禁止反言的义务主要是为了限制保险人，因为在保险活动的实践中，保险人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并且利用格式合同来排除投保人的一些权利。为了平衡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做这样的制度设计是相当有必要的，有利于维护双方之间力量的平衡。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 亮

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与现实的矛盾

朱烈松 中原工学院


摘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的争异不少。我们应当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与现实的矛盾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请求后5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在司法实践的问题不少，本条规定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权利，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平衡；本条对人权的保护置于不平等状况；申诉和越级上访现象与本条之规定；关于被害人死亡之后的权利人。
关键词：可能性权利 平衡 权益 人权保护 被害人死亡
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请求后5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本条之规定与现实的差异应当得到注意，并且应当使之符合社会的需要。
提请权——可能性权利，应平衡当事人权能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是对被害人的抗诉权的一条规定，该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抗诉，然后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深究可知，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只是被害人的抗诉权仅仅是一个请求而已，是否启动抗诉程序，得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由此可见，被害人的抗诉权仅仅是一个可能性的权利而已。可能性的权利是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可能性的权利与实现权是完全不对等的。不对的权利无法平等地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这造成的则是权益的不平衡，明显与法律面向人人平等是违背的，也是有违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的。
纵观我国整部刑事诉讼法典，虽然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保障人权的角度上讲，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诉讼权两者却不够平衡，国家在保护个人利益特别是被害人的利益上仍然有所顾虑，明显限制和剥夺利，对这样的诉讼法律制度是缺乏系统全面的。
在庭审中，被告人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被害人却没有，在二审中，被告人享有上诉权，而且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被害人却不能具有独立的上诉权利。当然还有很多被告人享有的权利被害人却没有的，如没有规定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害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没有陈述权；对被告人予以监外执行、减刑、假释没有发表意见权；对侵害造成的损失没有得到补偿或精神赔偿等等。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刑诉法赋予了被害人请求抗诉权、被告人有上诉权。而赋予被害人有请求检察院抗诉权利，但是否抗诉，是不必然会启动二审程序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案件的进程与结果都与被害人和被告人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而且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进行公诉，与作为个人利益的被害人是无法达到一致性的。这种不对等的现实，导致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力。在我国被害人的抗诉权无法绝对实现的情况下，若赋予刑事被害人抗诉权才能更好的平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告人有上诉的权利，而被告人的上诉权又为实现权。因此，对于被害人来说这是极为不公平的，被害人与被告人同为当事人，而被害人的这项权利为什么要被剥夺呢？因而，从法律的公平、公正的角度，我们应当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平衡上多作些思考。
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由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对等性，决定了刑事被害人权利也不受任何歧视而应获得平等保护。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但是一部程序法，也是一部人权保障法。由此，结合实践来看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对人权的保障状况。
现行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也规定：“从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等关于人权保障的一系列规定条款，人权问题已成为世界一个热点问题。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实际上也是一部人权保障法，由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对等性，决定了刑事被害人权利也不受任何歧视而应获得平等保护，并在司法运行中得到实现。正如法国哲学家史埃尔。勒鲁所言：“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因此，当事人的人权应当得到平等的保护，特别是被害人的人权就予以重视。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是将被害人的抗诉权定为请求权抗诉权，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案件的进程与结果都与被害人和被告人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在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后，被害人是否能够对其合法权益进行维护则处于未知的可能状态；而被告人的权益维护则处于可实现状态。这不仅是程序上的非是人人平等，而且是置被害人的诉权与被告人的诉权于不对等保护地位。因此形成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的歧视状况与不对等的情形。对被害人的人权不予重视或忽视，不是法治会的表现内容，也是法治社会不该出现的状况。
从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状况来看，我们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要转变执法观念，重视被害人的诉权，强化人权保障意识、程序公正意识和平等意识，真正意识到刑事被害人的独立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在推进司法改革和实践过程中，及时完善立法或补充修改，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使执法者更好地严格执行法律，正确行使职权，依法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使得被害人与被告人的人权得以平衡保障。
实践中的申诉和越级上访与本条之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人民检察院不抗诉决定，但为了维护其自身或被代理人的权益却无法上诉，许多被害人只能向上级检察院申诉，甚至越级上访。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提请抗诉权不是实现权，被害人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追求真理则只能选择申诉与上访。这将不利于办案质量的提高，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不我们不得不做更为深入的思考。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实践中经常出现被害方不服检察院的不抗诉决定的情况，于是只能通过向上级检察院申诉，甚至越级上访，这也是目前涉检信访多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认为，为提高办案质量，维护社会稳定，可把上级检察院的申诉纳入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的议程，也可以调整好下级院决定是否抗诉的期限和上级检察院控申部门审查期限。
关于被害人死亡之后的权利人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对一审判决存在异议与不服的被害人及法定代理人方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因而，只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才可以提出抗诉，其他人则不若有此权利。对此，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值得我们去考虑，对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将如何解决？
根据中华人民工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以及《民法通则》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被代理人死亡的，法定代理终止，所以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可以提请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两种”权利人都不存在，这样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内容加以完善，以切实保障被害人之合法权益，更好地适应于社会之需要。对此，我认为对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的提请抗权人不能仅限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应赋予被害人近亲属提请抗诉的权利。
总结
赋予被害人“实现权”及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权利
从司法实践中体现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与现实的矛盾：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平衡；本条对人权的保护置于不平等状况；申诉和越级上访现象与本条之规定；关于被害人死亡之后的权利人等问一系列题值得我们去深思。这些问题难以体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的平等保障以及司法的公平、公正。
所以，应当结合实际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予以完善。我个人有两点建议，应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设为权利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被害人死亡的近亲属对人民检察院做不抗诉决定的有异议的，有权申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议” 或者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抗诉权予以实现。
法律规定与现实的矛盾还有待于我们去解决。
参考文献：
1、《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2006年修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出版
2、《司法考试导航系列——常考问题研究》20003年版 2003年6月出版
3、我要正义网——《第二审审判中的诉讼关系问题》　2007-3-２８访问作者不明
4、普法网——《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请求抗诉规定不妥》 吴绍杰　2007-3-12访问
5、中国律师网——《关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 2007-4-23访问　作者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