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效力问题研究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Validity of Constitution

[内容摘要] 宪法效力及对宪法效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认为宪法效力具有直接法律效力或间接法律效力都不科学，宪法具有效力即意味着宪法可以被直接适用或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不存在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问题。宪法效力具有最高性、权威性、稳定性、全面性以及保障制度专门化与多元化的特点。宪法遵守和宪法适用是宪法效力实现的两种基本方式，而宪法效力的充分实现有赖于优化宪法实施的环境和完善宪法自身内容。

[关 键 词] 宪法效力 宪法遵守 宪法适用



前言：宪法效力的意义

宪法的效力，是指宪法的法律强制性和约束力，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它是指宪法在属时、属地、属人、属事四维度中的国家强制作用力[1]。 宪法效力问题，是宪政实践和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立宪和行宪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其意义在于：第一，宪法具有法律效力是立宪主义理念即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的基本假定，也是制宪、行宪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没有效力，则立宪主义理念不能实现，制宪沦为政治标签，行宪则只是政治与权力获得合宪性的工具。第二，宪法的效力是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相统一的表现。宪法效力是宪法的普适性价值落实到社会实际的桥梁，是纸上的宪法转化为实际规范（活的宪法）的中介。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宪法规范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宪法规范又要规范社会现实，校正“越轨”行为。因此，宪法效力既体现了宪法的适应性，又体现了宪法的权威性。第三，宪法具有普遍效力，是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特征。一切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的制度措施的落实都最终依赖于宪法效力。宪法具有效力，是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础和合法性源泉，也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或生存状态的理性根据。第四，法律效力的实质是国家强制作用力的实现，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其效力自然是国家强制作用力的根本实现形式。因此，宪法有无效力以及其效力的实现程度反映了国家强制力的实现程度，宪法效力关乎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

对宪法效力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研究宪法效力的目的是更好地、更充分地实现宪法的效力。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效力的研究尚不深入，鲜有系统而专门的论述，当前通行的宪法学教材也几乎都不涉及宪法效力问题。本文拟就宪法效力问题作一些基础性探讨，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一、 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及评述

宪法的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起源于德国。其背景是欧洲大陆公法与私法划分传统。宪法直接效力说的代表人物是尼伯泰。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的约束对象不仅仅指国家权力，而且也应涉及到公民间的私人法律关系的领域，要把传统的私法领域纳入宪法的直接约束范围之内，以便切实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直接效力说产生的社会根源在于，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民间组织规模扩大，影响力增大并成为公民生活中第一依赖因素，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压抑和侵犯之可能性及现实性大为增加。但是，这种观点受到质疑，将公法（宪法）效力扩展到私法领域，包含着不能容忍的弊端：这将导致公法与私法的混淆、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功能重叠，并抹煞了宪法所固有的基本属性[2]。于是，德国学者迪利赫、马温茨等提出了宪法的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规定虽然不对私人之间关系产生直接效力，但也不是没有关系，而是间接产生效力。……如果用公式来表示的话，那就是：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减去私法保障的部分等于宪法保障的领域”[3]。德国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的焦点是作为公法的宪法在私法领域是否有效。

我国宪法学界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争论与此并无直接关联。目前，在我国主张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简称为“直接效力论”）的学者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界定所谓“宪法的直接效力”的，一是指“宪法可以直接地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必通过其它部门作为中介”[4]。一是指宪法在法院的直接适用，“宪法应当具有直接的法的效力，这里法的效力的约束力或强制力是指在法院它有没有约束力，也就是指在发生了纠纷以后，它有没有被作为判断违法与否的标准”[5] 。实际上，上述关于宪法直接效力的含义可进一步抽象为：宪法具有直接适用性（不止于法院）。也有学者不承认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简称为“间接效力论”）。主要理由包括：宪法规范比较原则，有待于其他一般法加以具体化和补充，如果不制定相应的普通法律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便无法据以为判断行为正确的标准，无法付诸实施。因此，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表现在，一是在处理具体案件中，宪法条文不能被直接引用；二是对于违宪行为，不能直接追究其法律责任[6]。

针对我国学界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论争，笔者认为：

第一，宪法“直接效力论”值得商榷。论者认为，“宪法的直接效力”，意味着宪法不通过部门法作为中介而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暗示：宪法通过部门法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就是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直接效力论”者否认宪法具有间接效力，而意指宪法将完全不通过中介（部门法）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产生法律效力。这一观点是不科学的，也难与实践相符。事实上，许多宪法条文并不直接作用于国家社会生活，而必须通过其它法律、法规的具体化才能实现。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因为，判断宪法是否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标准不是看宪法能否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而只能是看它相对于宪法调整对象而言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部门法本身应该是宪法调整的对象，宪法规定的原则、精神及其他具体内容在部门法中得到遵从、维护即实现了宪法的效力，宪法就具有效力（即所谓“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而不能认为必须在实际社会生活或具体社会关系中直接发生作用宪法才具有效力。以在法院直接适用作为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的唯一标准显得更不科学。因为，“法不只是评价性规范，它也将是有实效的力量。而从理念王国进入现实王国的门径，则是谙熟世俗生活关系的法官。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肉身”[7]。宪法也不例外，它不仅仅是一种评价性规范，而必须为法官即法院适用，否则，宪法就不能称之为法律。

第二，宪法“间接效力论”也难以成立。首先，不制定相应的普通法律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宪法规范便无法付诸实施，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普通法律“依据宪法制定”，本质上就是宪法的实施，即宪法效力的实现，而不是待普通法律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发生效力后才间接地实现了宪法的效力。其次，即使以下说法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即宪法条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不能被直接引用，这也只是我国宪政建设中的不正常现象，表明我国早期宪政实践背离了法治的普适性原则，并不能成为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的依据。而事实上，尽管宪法条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不能被直接引用这一中国特有现象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但宪法在法院的适用近年来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宪法学界对宪法在法院的适用即所谓宪法司法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宪法司法适用性的研究取得了极富价值的成果[8]。另一方面，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齐玉苓案的批复，被认为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虽然这一说法并不确切（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此之前的地方法院早有依据宪法进行裁判的先例），但它彻底否定了“宪法不具有直接适用性”的观点。有学者对最高法院的这一批复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关于教育权根本无须依据宪法[9]。最近成都某法院又受理了完全以宪法条文为依据的平等权案。可以说，宪法在法院的全面适用目前仅仅是技术和时间上的问题，在理论上已不存在任何障碍。再次，间接效力论者认为，对违宪行为不能直接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一种完全错误而且有违事实的说法。不仅许多国家宪法都对违宪责任及追究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而且也有大量的实证案例。我国宪法虽未明确规定违宪构成但仍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原则规定，如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第三，以宪法的原则性和纲领性否定宪法的法律效力是不正确的。一些宪法学者认为，由于宪法具有原则性、概括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因此宪法不能进入诉讼。这实质上是以宪法的原则性、概括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否定了宪法的法律效力。因为，法律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司法效力，即能够进入诉讼。不能进入诉讼或不具有司法效力，意味着宪法没有法律效力。“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不是为了实施、为了执行而制定法律的”[10]。宪法亦然。通过正式程序制定的宪法，其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具有法律效力，这是所有立宪主义理论的前提性预设。因此，宪法中的原则性、纲领性条款也应当具有法律效力。有学者认为，宪法中的原则性、纲领性条款是为了弥补具体法律之不足或漏洞的，甚至“在成文法国家，宪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弥补一般法律的漏洞，避免出现法律真空”[11]。这意味着，即使宪法的纲领性、原则性条款，也能够、应当而且必须进入诉讼，即必须获得适用。

第四，笔者认为，根本无须提出宪法直接效力或间接效力的学说，宪法具有“直接效力”是无须论证的。笔者在这里说的“直接效力”与前述直接效力论者的“直接效力”有质的区别。我所谓宪法直接效力即是宪法针对自身调整对象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而非针对社会现实和具体社会关系。因此，和其他任何部门法一样，说宪法具有效力即意味着宪法具有直接效力。说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不仅存在理论上的荒谬性，而且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似乎宪法不能直接适用。法律效力只能是直接的，不存在仅具有间接效力的法律。因此，主张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即主张宪法没有法律效力。

第五，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本质含义在于宪法的直接适用性。“最高法律效力”意味着：在效力不一的规范等级体系中，宪法居于最高地位，其效力比其他规范高。在其他规范与宪法规范相一致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其他规范。直接适用其他规范隐含着其他规范不能违宪，宪法在此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宪法实现了对其调整对象——一般法律的约束，而不是直接作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在其他规范与宪法规范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直接适用宪法规范。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即表明宪法可以被直接适用，具有所谓“直接”法律效力。

总之，笔者认为，宪法具有法律效力即意味着宪法的直接适用性，一部真正有效的宪法不可能具有间接法律效力。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为避免实践中所谓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论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如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年）第15条第1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直接的作用，适用俄罗斯联邦全境”[12]。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直接效力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直接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条款和有关法律条款，审理宪法诉讼案；一是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因为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许多条款要求制定颁布普通法律，立法活动使宪法条款得以执行[13]。



二、 宪法效力的特点

与一般法律效力相比，宪法效力具有如下特点：

（1）最高性。这是宪法效力最重要的特征。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一方面根源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宪法的效力就是“指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的地位”[14]。另一方面根源于宪法是由人民制定的这一理论预设 [15]。宪法效力的最高性表现在：第一，宪法处于一国法律规范体系的最上层，是其他法律规范的最终依据，而且，其他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任何违宪的法律不得生效或者须经由特定机关宣告其无效。在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如英国，议会有无上权威，它所制定的法律都是最高的，它的法律制度把一切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提高到了其他国家中宪法应有的高度[16]，这是英国宪法效力最高性的特殊表现。宪法效力的最高性是相对于其他法律而言的，有人将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称之为宪法的至上性[17]。宪法效力具有最高性的实质意义在于：一般法律规范与宪法条文相抵触时，一般法律规范失去效力，宪法条文可成为直接适用的依据。第二，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根本准则，任何行为都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

（2）稳定性。宪法效力的稳定性不同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的稳定性，是指它比一般法律规范变动少，能在较长的时间内适用，能适应较大限度的社会变化[18]，它主要是指宪法的内容不轻易的修改、变化。宪法的稳定性是通过宪法效力的稳定性来实现的，但宪法效力的稳定性不涉及宪法内容的修改、变化，仅意味着一部生效的宪法在一段时间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保持着同等的效力，它表明了一部宪法有效规制社会生活的连续状态。我国1954年宪法存在了大约20年（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宪法的稳定性），但在1957年后其实施受到削弱，文革十年遭全面破坏，被不宣而废[19]，在以后的时间里宪法虽仍保持形式的稳定性，但宪法效力丧失了稳定性，并进而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因此，宪法效力的稳定性直接体现了宪法的秩序价值，使人们能够依据宪法的“提示”理解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性质与后果，从而对未来的生活作出有效的预测、规划、安排，促进社会的有序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除了其内容和形式应具有稳定性即不轻易修改、变更外，其效力也必须保持稳定性，这是确保宪 政价值得以实现的一般前提条件。“一部有效的宪法可以引发人们对政治进程的稳定寄以期望的规则体系。稳定可行的宪法是社会稳定的制度和法律前提”[20]。
辽宁省人民政府


第265号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辽宁省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的决定》业经2011年11月30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5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陈政高

二○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辽宁省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的决定


　　省政府决定对2007年10月12日公布的《辽宁省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条修改为“申请取得下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向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大型企业生产经营原种（纯系）畜禽的；
　　（二）中型企业生产经营原种（纯系）畜禽的；
　　（三）大型企业生产经营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种畜禽的；
　　（四）大型企业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
　　（五）进行胚胎移植的；
　　（六）经营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
　　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对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申请，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决定；对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申请，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报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审核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决定。”

　　二、第十一条修改为：“申请取得下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向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小型企业生产经营原种（纯系）畜禽的；
　　（二）中型、小型企业生产经营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种畜禽的；
　　（三）中型、小型企业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
　　（四）进行种禽孵化、种畜配种、人工授精配种的。
　　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决定。”三、增加内容，作为第十二条第二款：“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工作中的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类型由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划定。”本决定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
　　《辽宁省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辽宁省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办法



　　（2007年10月12日辽宁省人民政府第209号令公布，2011年12月　日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辽宁省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规范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行为，确保种畜禽质量，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以下简称《畜牧法》）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第四条　从事下列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一）生产原种（纯系）、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种畜禽的；
　　（二）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
　　（三）进行种畜胚胎移植的；
　　（四）进行种禽孵化、种畜配种、人工授精配种的；
　　（五）经营（不含生产，下同）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
　　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五条　农户饲养的种畜禽用于自繁自养和在一年期限内出售的剩余仔畜、雏禽（种卵）未超过下列数量的，不需要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一）仔猪500头，羊羔100只，牛犊、马（驴）驹10头；
　　（二）鸡雏5万只（枚），鸭雏1万只（枚），鹅雏5000只（枚），鹌鹑雏5万只（枚），鸽雏1000只（枚）。
　　农户饲养的种公畜进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互助配种，不需要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六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至第九条的具体规定：
　　（一）生产经营的种畜禽必须是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的品种、配套系，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境外品种、配套系；
　　（二）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三）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设施设备；
　　（四）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畜禽防疫条件；
　　（五）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育种记录制度；
　　（六）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其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生产原种（纯系）、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种畜禽的单位，应当具有1名以上高级畜牧师，其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畜牧兽医大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畜牧兽医技术职称；
　　（二）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单位，应当具有1名以上畜牧兽医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畜牧兽医技术职称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大型企业，应当具有1名以上高级畜牧兽医师；其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畜牧兽医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畜牧兽医技术职称；
　　（三）种畜胚胎移植单位，其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畜牧兽医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畜牧兽医技术职称；
　　（四）种禽孵化、种畜配种、人工授精配种单位，其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畜牧兽医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畜牧兽医技术职称，或者经过当地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培训合格；
　　（五）经营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单位，其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执业兽医资格证书或者助理以上畜牧兽医技术职称，或者经过当地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培训合格。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个人，应当经过当地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培训合格。
　　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大型企业标准，由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八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其繁育设备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生产原种（纯系）、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种畜禽和商品代仔畜、雏禽的，有固定饲养繁育场地（舍）和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设备设施；
　　（二）进行胚胎移植的，有胚胎贮存设施、胚胎检测设备、胚胎移植操作室、妊娠鉴定设备、消毒设施；
　　（三）进行种禽孵化的，有消毒设施、孵化室、种卵贮藏室、售雏室、自供电设备和至少2台1万枚以上容量的孵化器及配套的出雏器；
　　（四）进行种畜配种的，有固定配种场所和消毒设施；（五）进行人工授精配种的，有采精场所（室）、人工授精操作室、输精器材、精液贮存及检测设备；
　　（六）经营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的，有冻精、冻胚贮存室，3个以上30L液氮贮存罐，5个以上10L液氮罐，至少1台生物显微镜，水浴锅。
　　第九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其育种记录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种猪，有选种、选配、分娩、生长发育、系谱等育种记录和核心群种猪后裔测定记录；
　　（二）种牛，有选种、选配、产犊、生长发育、系谱等记录，奶牛还应有泌乳记录；
　　（三）种羊，有选种、选配、分娩、生长发育、系谱等记录，奶羊还应有泌乳记录；
　　（四）种禽，有开产日龄、产蛋数、受精率、孵化率等记录。
　　育种记录应当按年装订成册，并保存2年。
　　第十条　申请取得下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向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大型企业生产经营原种（纯系）畜禽的；
　　（二）中型企业生产经营原种（纯系）畜禽的；
　　（三）大型企业生产经营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种畜禽的；
　　（四）大型企业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
　　（五）进行胚胎移植的；
　　（六）经营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
　　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对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申请，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决定；对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申请，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报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审核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决定。
　　第十一条　申请取得下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向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小型企业生产经营原种（纯系）畜禽的；
　　（二）中型、小型企业生产经营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种畜禽的；
　　（三）中型、小型企业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
　　（四）进行种禽孵化、种畜配种、人工授精配种的。
　　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决定。
　　第十二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同时提交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的能够证明其所具备条件的资料。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工作中的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类型由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划定。
　　第十三条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对准予许可的，应当自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核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未予许可的，应当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十四条　市、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及时报上一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的品种、品系、代别和利用年限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六条　从事种禽孵化、种畜配种、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从具有种畜种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引进符合种用标准的种畜、种卵、精液、胚胎；使用的种畜，应当达到本品种二级以上等级标准，其中，种公畜应当达到一级以上等级标准。
　　第十七条　销售种畜禽，应当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畜禽合格证明、家畜系谱和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
　　销售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应当向购买者提供其销售的商品代仔畜、雏禽的主要生产性能指标、免疫情况、饲养技术要求和有关咨询服务，并附具检疫合格证明。
　　第十八条　发布种畜禽广告的，广告主应当提供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广告内容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注明种畜禽品种、配套系的审定或者鉴定名称；对主要性状的描述应当符合该品种、配套系的标准。

　　第十九条　销售种畜禽，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其他畜禽品种、配套系冒充所销售的种畜禽品种、配套系；
　　（二）以低代别种畜禽冒充高代别种畜禽；
　　（三）以不符合种用标准的畜禽冒充种畜禽；
　　（四）销售未附具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种畜禽合格证明、家畜系谱和检疫合格证明的种畜。
　　第二十条　销售种畜禽和商品代仔畜、雏禽，因质量问题给畜禽养殖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第二十一条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种畜禽质量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种畜禽质量检验机构对种畜禽质量进行检验；所需检验费用按照国务院规定列支，不得向被检验人收取。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的，按照《畜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二）向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个人核发许可证或者有关批准文件的；
　　（三）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