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国发〔1996〕13号），正确实施税务行政处罚，推进依法治税，现将税务行政处罚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设定。规章可以设定警告和罚款，但罚款的幅度不得超出国务院国发〔1996〕13号文件规定的标准。省和省以下各级税务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设定税务行政处罚，但可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给予税务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
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二、删除《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国税发〔1995〕065号）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三、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处罚种类和罚款标准，但却是税收征收管理所必需的处罚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已报国务院审批。在国务院批准之前，暂改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国税发〔1993〕154号）第四条中“未持有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核发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的，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一律按6％的征收率征税。其销售地发生的销售额，回机构所在地后，仍应按规定申报纳税，在销售地缴纳
的税款不得从当地应纳税额中扣减。”暂修订为：“未持有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核发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的，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一律按6％的征收率征税，并可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1995〕015号）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修订为：“对违反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一般纳税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删除第二条第二款“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违反上述规定的，按偷税论处，一经查出，则应从当期进项税额中剔除，并在该进项发票上注明，以后不论其货物到达或验收入库，或支付款项，均不得计入进项税额申报抵扣”的规定。
（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严格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登记制度的通知》（国税发〔1995〕101号）第三段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被盗、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意见的通知》（国税函发〔1995〕292号）第一条暂修订为：“对那些不按规定保管专用发票而发生丢失的企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
（四）《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国税发〔1994〕031号）第三十一条暂修订为：“对经营出口货物的企业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除令其限期纠正外，处以1000元的罚款：
1．未按规定办理出口退税登记的；
2．未按规定使用有关出口退税帐薄票证的；
3．拒绝主管退税的税务机关检查和提供退税资料、凭证的。
未按规定设置和保管有关出口退税帐薄票证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四条暂修订为：“对为经营出口货物企业非法提供或开具假退税凭证，有违法所得的，处以其违法所得额3倍以下不超过30000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本通知自1998年1月1日起执行。
望各地税务机关将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及时报告我局（联系电话：政策法规司复议应诉处 63417606、63417674）。



1998年2月18日


保护弱者　法律能走多远

检察日报2000年05月25日
本报记者李国明
焦点提要
人道的法律应当特殊保护“弱势群体”，但这里的“弱势群体”也应有个相对明确的界定，否则范围随意扩大，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特殊保护”。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打工妹”在用工关系中显然处在“弱势”的位置。对这些“弱者”，法律是否应给予特殊保护？如果应当，那么这种保护应如何体现？
主持人：对弱者的概念，我们并不陌生，而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则要困难得多，为避免将广大读者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界定概念上，我们仅以“打工妹”这一群体为例，来展开本期的讨论。不久前，在海南省海口市，被拐少女刘艳华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将逼迫其卖淫的“鸡头”唐细娥砍伤……在关注刘艳华命运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打工妹的合法权益都曾被老板或者其他人侵犯。那么，在法治背景下，是否有必要对“打工妹”这一“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
姚建宗：不可否认，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是一个社会文明
进步的标志和法治发展的体现。但这里的“弱势群体”应当是有严格
的范围界定的，即仅指由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自然障碍而在社会生活
之中处于“弱势”的人群，此外，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由于人
为原因造成的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才会被划归“弱势群体”之中
。
崔建民：我国在立法实践中一直非常重视和强调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全国人大颁布有诸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多部特殊保护的法律。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进城务工青年在就业竞争、应享有的权益、基本生活条件等方面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明显处于弱者的位置，“打工妹”的权益保护问题也是所有进城务工青年的权益保护问题。
姚建宗：在法治背景之下，我赞成对“弱势群体”进行极其充分而全面的特殊权利保护，但我反对将其泛化。
崔建民：正如我刚刚说过的，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和受教育的程
度不同，进城务工青年在就业竞争、应享有的权益、基本生活条件等
方面明显处于弱者的位置，并且由于有关法律尚不完备以及执法环节
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原因，影响了法律执行的效果。刘艳华一案就是
个明显例证，因为其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导致实施非法报复。所
以有必要采取措施，对进城务工青年这一“弱势群体”实施特殊保护
。
姚建宗：从感情上来说，我是站在刘艳华等“打工妹”、“打工仔“一边的，因为我自己的几个亲弟弟妹妹就曾经是甚至将来可能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但若从法治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该问题，则惟一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是：对于“打工妹”这一“弱势群体”无需进行“特殊”保护。
主持人：听了两位专家的谈论，我的理解是两位专家都承认应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所不同的是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和界定，崔先生认为“打工妹”即是需要法律特殊保护的“弱势群体”，而姚教授却恰好相反。
姚建宗：一点不错。首先，法治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以平等地保护一般人（即“常人”）的平等权利为常态，而以对特别界定的“弱势群体”的权利予以特殊保护为例外和补充的。过分扩大“弱势群体“的范围有可能在事实上消解掉对一般人的平等权利的保护。比如，“打工妹”算“弱势群体”，那么“打工仔”呢？农民呢？下岗工人呢？……因此，随意扩大“弱势群体”的范围这只会妨碍和削弱国家与社会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关注、重视与法律保护，从而对推进法治不利。并且，在这样的社会中，固然不可能有对一般人的权利的充分保护，也不可能最终实现对“弱势群体”的真正的权利保护。
主持人：即便如此，对“打工妹”这一群体恐怕还是应当加强法律保护。那么，请问两位专家，这种保护应当如何进行？
姚建宗：从刘艳华一案和其他类似“打工妹”权利被侵犯的情况来看，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有关部门特别是公安、司法部门严重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和不负责任（失职），以及社会法律服务中的法律援助制度与社会保护制度不健全且未真正落实。因此，全社会特别是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基本人权观念的提高及其人权保护责任的真正落实，法律援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打工妹”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另外，我反对通过特别立法加以保护，这是对法治的曲解和对法律本身的迷信。在法治背景下，更应慎重对待法律的制定，因为法治的要义在于法律不折不扣的落实。
“打工妹”的权利保护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其实并非由于她们是
“弱势群体”因而需要“特殊”保护，而是在于我国社会特别是行政
和司法部门对公民（当然包括“打工妹”在内）作为一般的“常人”
的保护的不够及时和充分。假如我国社会特别是行政和司法部门对于
“打工妹”作为一般的“常人”的基本权利给予了充分而真实的保护，
也就不会存在所谓“打工妹”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问题
。
崔建民：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首先，针对进城务工青年权益受侵害比较严重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进城务工青年相对集中的一些省份和地区可以尝试制定相关的地方性保护法规。其次，强化教育和服务。随着进城务工青年的权益保护问题的日益凸显，仅仅强调对进城务工青年的管理工作已明显不够了，迫切需要通过强化教育和服务等手段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针对进城务工青年法律素质及其他素质比较欠缺的现状，中央综合办、团中央、公安部、劳动部等单位联合实施了以提高进城务工青年综合素质为主要目标的“千校百万”进城务工青年培训计划，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服务和帮助；各级团组织和司法行政机关广泛推行青少年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进城务工青年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享受到了特殊的保护。
主持人：谢谢两位专家的精辟议论，也希望所有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法律及时、有效、充分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