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婚姻权论

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 胡配军

罪犯（这里专指监禁刑罪犯）的婚姻权是罪犯权益中一项非常特殊的权利，它曾经是一个长期被尘封的权利，也曾经是一个被刑罚理论界关于其有无长期争论不休的权利。虽然2004年5月19日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结束了刑罚理论界关于罪犯婚姻权有无的争论，宣告了罪犯是婚姻权的有权主体——罪犯可以结婚，但民政部出台的这个《意见》本身规格不高，且其中关于罪犯婚姻权的问题述说过简，仍有许多关于罪犯婚姻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于解决。其中如何看待罪犯婚姻权的既往规定？怎样解读当代社会条件下的罪犯婚姻实然权利？如何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罪犯的婚姻权？这些问题急待解决。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剪陋、试作管窥。
一、罪犯婚姻权的历史检索
在人类刑罚历史上，近代以前，由于刑罚追求报复性正义，国家通过对等的报复性行刑衡平侵害对受害的损益，罪犯只是供刑罚报复的对象，没有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与权利，更不用说婚姻权。近代以降，在霍华德等人倡导下，发端于英国的监狱改良，使罪犯获得了最起码的人道待遇；而近代教育刑的崛起，推动了罪犯权利范围的扩张，出于改造罪犯的需要，许多监狱把能还给罪犯的权利尽量还给罪犯，这就使罪犯婚姻权有了实现的可能。随着尊重与保障罪犯权利逐渐成为各国刑罚的基本理念，各种新的人道的刑罚与处遇举措纷纷出台，围绕婚姻权而实施的若干积极举措如准假罪犯回家探亲、附条件的与配偶同居等制度，使婚姻权的实质内容在行刑活动中得到体现。
受人类刑罚文明的影响，新中国以来的我国刑罚，即使在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解放初期，国家对罪犯的合法权益，在处置上也还是非常谨慎的。在对待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改造方面，更是非常关爱罪犯权益，彰显人道主义刑罚内涵。虽然此时的权利保障中并未涉及罪犯的婚姻权问题，但也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我国后来健全法制的发展时期，罪犯婚姻权仍一直是没有被法律法规明文剥夺过。
在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中，国家对个体婚姻权始终主张婚姻自由、一夫一妻。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2003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国家对个体婚姻登记只有年龄和身体条件的限制，没有个体身份的限制。从1954年到1982年的四部宪法以及1984年的《民法通则》、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在这些国家的根本法和基本法中，只有对公民的合法婚姻权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原则规定，从没有对罪犯婚姻权提及“剥夺”二字。
综上所述，罪犯婚姻权在法律上始终处于“未丧失”地步。
当然，建国以来，由于传统法文化的长期封建积淀，对西方法文化的极左态度，我国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法律虚无年代，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的法制理念不被认同，加之对罪犯人身自由剥夺或限制的法律束缚，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在婚姻权方面罪犯是无权主体。一些与宪法和基本法并不和谐且效力低位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更是对对罪犯的结婚作了否定性规定。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徒刑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的恋爱结婚问题的联合批复》等文件规定：“对于因病保外就医的罪犯，考虑到病愈后还要收监执行的情况，因此，他们的恋爱与结婚以不允许为宜……”。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期间，不准结婚。”不可否认，这些文件规定正是罪犯没有婚姻权认识的理论根源。
但略显矛盾的是，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徒刑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的恋爱结婚问题的联合批复》又规定“过去法院判处监外执行的罪犯，他们的恋爱与结婚问题可以允许，由婚姻登记机关审核即可。”“被判处徒刑缓期执行和假释的罪犯，在缓刑或假释期间，他们的恋爱问题只要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条件，是可以允许的。”
很显然，简单地讨论罪犯有无婚姻权是说不清的，即使在1963年的法律语境下，罪犯是否可以结婚，也要有所区别，有些罪犯不许恋爱和结婚，但有些罪犯可以恋爱和结婚。客观地讲，1963年的这个文件规定对罪犯的恋爱与结婚有所区别并不够科学。为什么法院判处的监外执行就能恋爱和结婚，这些监外执行的罪犯中的大多数同样是要在监外执行期限结束后收监服刑。也须承认，文件的这一内容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人们的认识与实践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人们没有去顾及它的矛盾，思想上坚持的就是罪犯没有婚姻权。
1994年《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以这一法条解读罪犯婚姻权，罪犯被当作有权主体比作为无权主体应当更为合适。一些学者明确表述“罪犯的结婚权属于未被剥夺”（冯建仓、陈志海主编《中国监狱若干重点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267页）自1994年之后，本着改造人的宗旨，为着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不少地方的监狱在争议中不断突破，通过建立“亲情楼”、让符合条件的罪犯享受“特优会见”（同居探视）“允许少数表现好的罪犯结婚”。（同上）这些实践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改造效果。“在笔者调研的某省监狱的“亲情楼”前，看见前来与罪犯团聚的妻子脸上羞涩的笑容和年幼的孩子脸上灿烂的天真，特别是该服刑罪犯脸上焕发的良知、友善的表情，令笔者也为之动容。”（同上第267-268页）《监狱法》57条第三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前款所情形之一，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在服刑期间一贯表现好，离开监狱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监狱可以根据情况准其离监探亲。离监探亲的内容多样，对婚姻家庭进行探亲必定是已婚罪犯探亲的当然内容。准予改造表现好的已婚罪犯离监探亲，则意味着准予他们行使婚姻权。仅此一点可以表明：罪犯没有婚姻权的观点有些片面。
心理学认为：婚姻对个体的思想行为稳定、个体的责任意识、个体的身份与人格完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改造表现好的罪犯体验合法婚姻，有助于激发罪犯努力改造。挪威儿童与家庭部在支持该国1993年的法律时写道：“一个人不得不压抑对另一个人的依赖和爱恋的基本感情是有害的。疏离这些感情或试图压抑它们，可能摧毁一个人的自尊。”近几年来，我国监狱对罪犯与配偶探视同居的实践尝试（包括准其离监探亲），允许极少数改造表现好的罪犯结婚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改造效果。但有必要指出，近几年我国监狱对罪犯婚姻权问题进行的探索，并不是对罪犯婚姻权进行的恢复性探索，而是从罪犯行政处遇方面进行的积极处遇尝试。
监狱的做法是明智的，监狱用不着去恢复罪犯的婚姻权，在罪犯婚姻权问题上，我们只须认同罪犯是有权主体。我国法律没有剥夺也不可能剥夺任何公民天赋的婚姻权利。1963年和1982年的有关规定对罪犯恋爱与结婚的限制，只是在罪犯婚姻权的行为能力方面作了限制，而权利能力依旧存在。我们的误区可能在于我们把婚姻权主体与婚姻主体混为一谈，婚姻权主体强调的是权利能力，即使他没有行为能力，并不妨碍他成为权利主体；而婚姻主体侧重于行为能力，虽然它的前置条件在于权利能力，但它更强调个体以特定的行为去实现婚姻权利。当我们限制或剥夺了罪犯的自由，罪犯行使婚姻权的行为能力大大降低，如果没有监狱的积极帮助，罪犯是无法实现婚姻权的，也就不可能成为婚姻主体。这就如同罪犯的财产权，法律规定罪犯的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包括遗产继承），如果罪犯在遗产继承方面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罪犯是否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去主张他的财产权利，这首先取决于监狱能否从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中给予其保护财产权利的条件帮助。2004年5月13日，民政部出台的《意见》第十个方面规定“服刑人员婚姻登记应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出具有效的身份证件；服刑人员无法出具有效身份证件的，可由监狱机关出具有关证明材料。”服刑人员亲自进行婚姻登记是对罪犯婚姻权行为能力的要求，罪犯能否亲自进行婚姻登记，有没有行为能力并不是罪犯所能自主。
可以概括，关于罪犯婚姻权问题历来的争议，其实不在于婚姻权权利能力的有无，而是罪犯有没有行为能力行使婚姻权的问题。笔者认为，罪犯有着与普通公民一样源于天赋的婚姻权利能力，但罪犯实现婚姻权的行为能力必须依赖于各类刑罚执行部门。
二、当代社会罪犯婚姻权的理性解读
1、罪犯婚姻权的受限制性
婚姻权是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实现结婚愿望或获得婚姻利益的可能性。婚姻自由是公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主结婚或离婚的权利。婚姻权是一种人身属性极强的权利，它与婚姻自由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婚姻自由也就存在困难。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是有权主体，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若干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而罪犯婚姻权的行使，则不能如此简单。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记就不仅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具有非独立性。监狱必须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有权力。如为了确保安全，防范脱逃及其他危险，罪犯的婚姻登记必须是有监狱民警看押的登记。囚车和手铐与婚姻并不和谐，但罪犯不能拒绝。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婚姻关系的产生只是合法难以合俗。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婚姻对普通公民产生的身份完善与人格完善，对罪犯来讲只是意识的而非物质的。第三，罪犯离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不能在狱内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无须向所在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不论所在单位或有关组织是否同意，公民都可以进行结婚登记。而罪犯的结婚登记，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第五，普通公民结婚是自己的事，离婚也是自己的事；而罪犯结婚不只是自己的事，离婚也不只是自己的事。特别是罪犯单方面想要离婚时，没有行动的自由，罪犯很难向法院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次次参加诉讼活动也很难得到时间上的保障。可以这样说，罪犯的结婚有条件限制，罪犯的离婚也不完全自由。
2、罪犯婚姻权的差别性
罪犯婚姻权的存在，使得每一个罪犯都具有了婚姻的权利能力，每一个罪犯都可以有结婚的愿望或结婚的可能，但罪犯的结婚愿望能否实现，罪犯结婚的可能能不能转化为现实，既要受到罪犯自身条件的限制，也受到监狱管理要求的限制。在罪犯结婚和今后婚姻权的行使等婚姻行为能力问题上，罪犯与罪犯之间存在着客观差距。
第一，从年龄上看，未成年犯和未满22周岁成年男犯、未满20周岁的成年女犯，属于未到法定婚年的公民，是不能结婚的。
第二，从身体条件上看，虽然现在不再实行婚前体检，如果未婚罪犯患有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的疾病，或与婚配对象具有法律禁止结婚的血亲关系，依照法律规定也不能结婚。
第三，未婚的死缓犯、未婚的无期徒刑犯，在未减为有期徒刑之前，应当禁止其登记结婚。而其他达到法定婚年、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情形的未婚罪犯，在服刑6个月以上后，如果改造表现好、个体的人身危险性已经不足以对社会产生危害，且服刑前与婚配对象已有较长时间的恋爱，相互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和今后生活的物质基础，可以酌情批准其结婚登记并适当提供帮助。
第四，已婚罪犯的婚姻存在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婚姻登记已在服刑之前先行完成，但婚姻权的今后行使，在实现婚姻具体权利的行为能力问题上，行刑机关可以根据其刑罚种类、悔罪意识、改造表现、以行刑处遇的方式准予其行使部分婚姻权利。服刑期间登记结婚的罪犯，其今后婚姻权利的行使，可参照已婚罪犯的行使要求。
第五、监外执行的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如果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则可以结婚。
第六，被假释的罪犯从刑期上看，其刑期没有终结，与监禁刑的关系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其已不在监狱服刑，并已经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他的结婚完全是自己的事，无需监狱的同意与帮助。
第六，被判处拘役刑的罪犯，由于拘役的刑期不长，对婚姻权行为能力的任何限制都不会是长期的过程，行刑机关不需要考虑这些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为能力问题。
3、罪犯婚姻权的非直接派生性
婚姻权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没有婚姻权，就不存在同居权、生育权（未婚同居和生育、无婚且无性生育在我国是不被道德认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权，当然直接派生着同居权、生育权，但罪犯婚姻权却不能直接派生，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直接享有同居权、生育权。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并不是罪犯与配偶的同居权的体现，它有同居的事实，也是以同居权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罪犯处遇，因为在服刑罪犯中，已婚罪犯并不是个个都能享有特优会见，只有改造表现好，服刑达到一定期限者，才能与配偶特优会见。生育权更是不能直接派生，因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了生育权，就会出现女性罪犯在狱内生育的非法律许可现象。我国法律禁止父母亲带着子女在监狱服刑。从刑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来看，限制与剥夺人身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与剥夺，由限制与剥夺行为自由而生的是对罪犯社会交往权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间没有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受制于罪犯的社会交往权，这些权利都处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同居权、生育权也还给罪犯，那么刑罚还能罚什么？刑罚的威严又怎么体现？谁还害怕刑罚？监狱又如何完成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任？罪犯婚姻权的非直接派生性表明了罪犯婚姻权的非完整性。在整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罪犯的婚姻权只是有限婚姻权，普通公民因为婚姻而获得的其他许多权利，在罪犯身上都处于封存状态，服刑期间不能自由行使。在此有必要指出，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是当代社会的普遍公理，它的正确性勿庸置疑，但对这一法律原则要正确理解，不能机械曲解。从权益维护与保障来讲，我们把罪犯当作权益维护与保障的弱势群体，要更加注重对他们维权。但维权应当维护的是罪犯的应有权利。这种应有权利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为就是指所有未被法律用具体文字表明剥夺的公民权利。因为有些公民权利，由于相互间的制约与依附，限制了一种权利，就会自然生成其他许多权利的无法行使，这时应当理解为这些权利都属于受限制或剥夺，法律无须就此再专门列举。再说，许多权利在不断派生新的权利，相对静止与稳定的法律不可能立即对此进行收集并罗列，而从法理上讲，这些权利的行使又都以已经被剥夺的某一权利为行使前提，则这些权利当然都应中止、属于不能行使的权利。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4、罪犯婚姻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对等性。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具有对等性。公民婚姻权在婚姻关系内，其义务对象为配偶；在婚姻关系外，其义务对象是社会非特定的有关人和组织。罪犯婚姻权利义务虽然也牵涉到配偶与社会非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但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明显存在着两重非对等性。
一是罪犯与配偶在婚姻权利与义务上的非对等性。法律上，罪犯婚姻关系的成立，同时产生罪犯与配偶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刑期未满之前，罪犯在行使有限的婚姻权的同时，对婚姻义务除了忠诚以外基本上都无法履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在婚姻关系中，罪犯享有着婚姻利益，而婚姻中的义务，基本上都由罪犯的配偶对罪犯承担，罪犯无力也不可能为配偶承担义务。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为罪犯婚姻家庭的存续与稳固带来了隐患。许多已婚罪犯正是由于自己服刑而导致家庭的破裂，家庭的破裂又给罪犯的改造蒙上了阴影。对于那些入监后新登记结婚的罪犯，监狱民警更应当有所意识、适时教育与引导。婚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保证所有罪犯与其配偶的婚姻登记都是非常理性的产物，步入婚姻殿堂后，独守空房的配偶是否能够长此以往忠贞不渝？罪犯的婚姻家庭到底能支撑多久？这将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监狱民警和罪犯都不能不思考。如果忽视了这些，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影响监管安全和改造质量的重要间接因素。
二是罪犯婚姻权利与监狱义务的非对等性。罪犯许多权利都以监狱为义务主体，如罪犯的生命健康权，为了保证罪犯的生命健康，监狱必须保证提供合于正常生活需要的生活卫生条件，在罪犯生病时，监狱有义务保障罪犯能得到及时医治；再如罪犯的人格尊严权，监狱有义务保障罪犯的人格尊严，保障罪犯不受任何人格侮辱。如果监狱不能履行这些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则构成对罪犯权益的侵害。但在罪犯婚姻权利上，罪犯的婚姻权利却不能对应监狱的法律义务。由于人身自由被限制与剥夺，罪犯行使婚姻权的行为能力被刑罚严重削减，此时，只有在监狱的帮助下，罪犯的婚姻权才可能得到部分实现。监狱可以创造条件，帮助未婚罪犯进行结婚登记、帮助已婚罪犯实现部分婚姻权利，但这不是监狱的义务举措。监狱根据监管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实际需要，有权决定自己对罪犯行使婚姻权是否予以帮助。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政部的《意见》赋予罪犯婚姻登记的权利不能对抗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权力，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权具有优位性。

三、实现罪犯婚姻权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1、民警思想
在新中国几十年的监狱工作中，对罪犯一直是不予结婚登记的权利，现在民政部的《意见》改变了一贯的做法，对于监狱民警来讲，思想上的转变可能要有一个过程。罪犯婚姻本身具有的性质互异的可能性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监狱民警对罪犯婚姻权实现的帮助。要动员广大民警从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用人道主义举措实现改造人的宗旨出发，增强对罪犯的权利尊重与保障意识，充分发挥结婚登记的处遇作用，加强对罪犯的教育与引导，让符合条件的罪犯尽可能实现婚姻权。

2、公众接受
准予服刑罪犯结婚，对社会公众来讲，面临着一个公众心理承受力的问题。特优会见的实践探索，曾经被社会舆论说三道四，引起社会许多公众的误解。如果让罪犯结婚，不加宣传引导，势必还会造成社会的责难。公众对监禁刑的关心首先在于源之于民的刑罚执行权力是否能够尽可能通过刑罚，报偿社会和公民个人受损害的正义。民政部门和司法部门都应对民政部《意见》第十个方面的有关内容进行大力宣传，让公众理解这一政策，接受这一政策，这样才能保证这一政策的顺利落实。

3、规范冲突
民政部的《意见》虽然确认了罪犯可以登记结婚，但是原先由公安部等部门制定的一些关于禁止服刑罪犯结婚的规定并没有废除，部门规章与部门规章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应由国务院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规章协调，避免规章之间的冲突。另外根据监狱管理的有关制度规定的推导，余刑在10年以上的罪犯，除非被监外执行是不能离开监狱的（离监探亲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执行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如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罪犯赵波在余刑还有18年半时申请婚姻登记，根据现有制度规定，他不能离监登记结婚，但在服刑前，他已与一女子相爱并同居多年，鉴于这一情况，经向司法部请示，由司法部特批获准结婚。显然，对于罪犯可以离监登记结婚的刑期要求应该作些修改，除了无期徒刑和死缓外，对有期徒刑只应作最低服刑期限的要求，不应再作余刑的刑期限制。

4、条件保障
罪犯没有行动自由，监狱许可罪犯结婚登记，就必须在行动上为罪犯提供帮助。这里的帮助包括提供前往婚姻登记地点的车辆、看押护送罪犯参加婚姻登记的警力以及为此而花费的相关费用。许可罪犯结婚登记增加了监狱的工作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狱的物质和经济负担，但是如果让符合条件的罪犯登记结婚，能够更好地促进罪犯的改造，监狱就应当努力去做好这一项工作，决不能因为某种困难而予以抵制。
天津市政府


批转市体改委等四部门拟订的《天津市小型全民工业企业租赁经营规定（试行）》
天津市政府


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体改委、市经委、市财政局、市劳动局拟订的《天津市小型全民工业企业租赁经营规定（试行）》，现转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部分工业企业实行租赁经营，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革企业经营机制，搞活小型企业的一种比较好的经营形式。各部门、各单位应给予大力支持，积极帮助解决租赁企业出现的问题，保护租赁双方的合法权益。企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租赁工作
的领导，及时总结经验，以促进企业租赁经营的健康发展。

天津市小型全民工业企业租赁经营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企业改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探索新的经营方式，调动职工和经营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搞活企业，推动和保证工业企业租赁经营的健康发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企业实行租赁经营，是在企业全民所有制性质不变，行政隶属关系不变，上交财税渠道不变的前提下，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较大程度上分离的一种社会主义经营形式。实行租赁经营要坚特社会主义方向，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保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
和承租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租赁经营主要在小型全民工业企业实行。企业的出租权属于国家，由企业主管部门（以下称作出租方）代行。
第四条 企业的承租者（以下称作承租方）可以是个人、几个人（合伙），也可以是企业全体职工（全员）。

第二章 租赁程序
第五条 资产评估。由出租方会同银行、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及有关专家对出租企业的资产进行清查、核定，编制核算清单，确定出租资产总额，制定标底。标底主要包括租金和资产增值两个指标。
第六条 公开招标。由出租方公布招标启示，介绍企业概况，提出承租方应具备的条件和有关事项。招标范围可以在本企业、本系统内，也可面向社会。
第七条 资格审查。投标人向出租方呈递投标申请书，由出租方对投标人的政治素质、思想品德、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工作经验等方面进行初步审查。初审合格者允许其对企业进行十天左右的全面考察，编写投标书，递交给出租方。投标书主要包括承租期的租金、资产增值指标、承
租期企业经营目标和经营管理方案。
第八条 公开答辩。由出租方和职工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并邀请财政、银行、审计、劳动等部门的代表和有关专家参加，在开标大会上对投标人及其投标书进行评审和答辩。然后，由评审委员会确定中标者，予以公布。
第九条 签定合同。由租赁双方当事人以中标的投标书为基本依据，签定合同。合同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租赁企业的名称、所有制性质、地址、经营内容、经营方式、出租资产总额。
（二）租赁期限（一般三至五年）。
（三）租金额及租金的列支、交纳方式、支付期限。
（四）资产增值指标和其他经营目标。
（五）租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六）收益的结算、分配和提取方式。
（七）有关担保和抵押的规定。
（八）租赁前的亏损、积压物资和债权、债务的处理。
（九）承租方新投资的处理办法。
（十）租赁合同生效的时间，变更、中止、终止、续订合同的方法和规定，以及资产返还办法。
（十一）违约责任和处罚。
（十二）签约时间，当事人签章。
用家庭财产抵押或有经济担保人时，应出具有关证明，作为合同附件。
第十条 申请公证。招标和租赁合同要经公证机关公证。
第十一条 宣布就职。上述手续办理完毕，承租人（个人承租者，合伙或全员承租的代表人）即成为该企业的厂长，由出租方代表在企业职工大会或职代会上予以宣布。原厂级行政领导班子自行免职。

第三章 承租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承租企业的厂长在租赁期间，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和行政管理全面负责，享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规定的一切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享有和承担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主要权利是：
（一）在保证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和行业配套任务的前提下，可从事多种经营，自主参加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组织。
（二）自主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和确定脱产人员。
（三）聘用企业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招收、辞退、开除职工。
（四）自主确定企业内部的分配形式。
（五）依照有关规定处置闲置设备。
（六）获得合同规定的报酬。
主要义务是：
（一）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规定。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不得违法经营。
（二）依法纳税，按期交纳租金，按市统一规定提取退休职工统筹金。
（三）妥善使用、保管企业资产，做好固定资产的维护、修理、更新、改造工作。企业资产必须参加保险。
（四）妥善安置富余人员。
（五）按期向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送各种规定的报表。
（六）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逐步增加职工收入，改善职工生活。
（七）尊重职工的民主权利，定期向职工大会或职代会报告工作，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八）主动向企业党组织报告工作，接受监督，支持工会和共青团的工作。

第四章 出租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出租方的权利：
（一）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租赁企业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二）按租赁合同收取租金。
（三）租赁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四条 出租方的义务：
（一）尊重租赁企业的自主权。不得违反合同规定干预租赁企业的经营。
（二）积极为企业提供业务技术、经营管理、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服务。
（三）租赁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章 租金的确定、列支和交纳
第十五条 租金是承租者对资产使用权的补偿。确定租金时应兼顾国家、企业、职工和经营者几方面的利益。租金从租赁企业税后利润中列支。承租方向出租方交纳的租金，原则上全部返还给企业，作为“五金”（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后备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
基金）使用。
第十六条 租金的形式：
（一）基本租金。基本租金应根据出租资产的数额、企业的历史与现状、经营风险大小、企业所属行业的状况和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加以确定，一般不能低于企业租赁前一年或前三年平均留利水平。基本租金可依据出租资产总额的增加，每年有所增加。企业税后利润超过基本租金的部分
为承租方收入基金。
（二）保基数全额定比分成租金。企业税后利润按一定比例金额分为分成租金和承租方收入基金。分成租金低于基本租金时，按基本租金额交纳租金。
（三）基本租金加超额定比分成租金。租赁企业税后利润先缴纳基本租金，超过基本租金部分，按租赁合同规定的比例分成，一部分为超额租金，另一部分为承租方收入基金。
（四）基本租金加超额累进比例分成租金。租赁企业税后利润先交纳基本租金，超过基本租金时，交纳基本租金后的余额，按超额累进办法交纳超额租金，剩下的部分作为承租方收入基金。
个人或合伙租赁企业，可在后两种租金形式中选一种；全员租赁企业，可在上述四种形式中选一种。

第六章 承租方的财产抵押和收入
第十七条 抵押财产数量的确定。个人或合伙承租时，承租方及其经济保证人的抵押财产数量的下限，应与租赁企业出租资产总额成比例。企业出租资产在一百万元以下的，抵押财产为企业资产总额的5‰，企业出租资产在一百万元以上的部分，抵押财产为该部分资产总额的3‰。抵
押财产一般应为现金、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等。
全员承租时，每人抵押财产一般为二百元现金，承租方代表人抵押财产为五百元现金。这部分资金，企业可以使用，并按银行同等年限利率计息，租赁期满一次还本付息。
第十八条 承租方收入的确定。承租方收入，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承租方承担的风险相对应。
个人或合伙承租时，承租方收入由基本收入、超额收入和风险收入三部分构成：
（一）基本收入。承租方完成基本租金，其成员可按每人每月一百元的数额列支基本收入。承租人原基本工资（不包括企业内部浮动工资，下同）高于一百元的，按原基本工资额列支。承租方未完成基本租金，但企业未亏损，承租方个人收入按每人每月五十至一百元的数额列支。租赁
企业发生亏损，承租方每人每月的收入为五十元。
（二）超额收入。超额收入来自承租方收入基金。承租方代表人的基本收入与超额收入之和，可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五倍，其他合伙承租人的基本收入与超额收入之和，可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
（三）风险收入。承租方收入基金超过超额收入的部分，作为风险金存入企业，主要用作以丰补欠。承租方代表人有权将风险金的一部分用于奖励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人员。租赁终止时，承租方可从风险金中取得等于其抵押财产数额的风险收入。风险金的剩余部分，转入企业奖励基金
或福利基金。
全员承租时，承租方收入由基本工资总额、奖励基金和承租方收入基金三部分构成。承租方代表人的收入可高于其他成员收入的一至二倍。
资产增值指标和其他主要经营目标未完成时，应相应扣减承租方收入。扣减部分并入租金。
第十九条 个人或合伙承租时，承租人是本企业职工的，租赁期间停发工资和奖金，保留原工资级别和调资晋级权。承租人基本收入中相当于其原基本工资（不包括企业内部浮动工资）额的部分，列入企业基本工资总额，超过部分在成本中列支（按劳务费支付）；承租人不是本企业职
工的，承租期间停薪留职，其基本收入在租赁企业成本中列支（按劳务费支付）。
第二十条 承租方当年末或租赁期末未完成应交纳的租金时，应首先用风险金抵补，风险金不足时，用承租方抵押财产抵补，直至抵押财产全部抵入为止。没有风险金时，则直接用抵押财产抵补，直至抵押财产全部抵入为止。

第七章 租赁合同的变更、中止和终止
第二十一条 租赁期间由于国家政策、法规发生变化以及其他原因，确需变更合同的，由租赁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修订合同或作出补充规定，经过公证后，送有关部门备案。修订后的合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二条 出租方严重干扰承租方的生产经营活动，使其无法自主经营的，承租方有权要求中止合同，并有权要求出租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承租方的经济损失。出租方经济责任的上限等于承租方抵押财产数额。
第二十三条 承租方经营不善，无力交纳租金或承租方违背合同规定损害出租方利益时，出租方可以要求中止合同，并要求承租方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承租方的经济责任以其抵押财产为限。
第二十四条 承租方无力继续经营时，可以要求中止合同，但应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承租方的经济责任以其抵押财产为限。
第二十五条 租赁期满、合同终止。租赁合同期满前三十日内，承租方须将承租企业资产盘点表和债权债务平衡表交出租方。出租方须在租赁合同期满前，组织财政、银行、审计等有关部门及专家进行实地审计、考评。审计、考评无误，双方代表签字，经公证后，承租方在租赁期满时
离职。
第二十六条 租赁合同规定的其他需要变更、中止、终止合同的，按合同规定执行。

第八章 有关政策与管理问题
第二十七条 租赁企业不能转租、拍卖。
第二十八条 企业租赁前的债权、债务，承租方均须继承。对于债权、债务的处理，租赁双方商定经有关部门同意后，应列入合同。
第二十九条 租赁企业经批准，可实行基本工资总额包干、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等分配形式。一九八七年已实行的分配办法当年不变。
第三十条 租赁企业聘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报酬为劳务费，在成本中列支。
第三十一条 租赁企业，可按销售收入1．5‰的比例，在成本中列支销售奖。
第三十二条 企业用返还的租金和折旧基金投资形成的资产归国家所有。承租方个人投资更新的设备，其产权归承租方个人所有。个人投资，允许按银行利率计息，分期收回。个人投资收回后，更新设备的产权归国家所有。
第三十三条 合伙承租时，租赁企业职工人数少于三百人的，承租人不得多于两人；租赁企业职工人数多于三百人的，承租人最多为四人。
第三十四条 租赁双方发生矛盾，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管理机关提请调解、仲裁，也可向法院诉讼。
第三十五条 成立由市体改委牵头，市经委、交委、建委、商委、市财政局、劳动局、审计局、工商银行市分行、市公证处等部门参加的租赁工作小组，负责推进全市租赁工作。企业主管局按照本规定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十六条 中型全民工业企业实行租赁经营，要经市经委批准。
第三十七条 集体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及交通、基建系统的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1987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