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1993年8月2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8年9月1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防治水害，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

第三条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依法分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管理的水库中的水，归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

自治区对水资源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除外。

第四条 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应当坚持水资源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并重，确保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兼顾农业、工业和生态环境用水，发挥水资源的多种功能。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将其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增加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加强防治水土流失和水资源保护工作，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建立节水型社会。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并增强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的意识。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单位应当加强对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的宣传。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有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的义务，并有权对浪费水资源、污染水资源的行为进行检举。

第八条 在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等工作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

第二章 水资源规划

第十一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组织编制全区水资源综合规划，对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作出总体部署，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 黄河干流宁夏段流域综合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编制，依法报国务院批准；黄河干流宁夏段流域专业规划和黄河一级支流宁夏段流域水资源的区域综合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编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跨县（市、区）河流流域综合规划和区域规划，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和县级人民政府编制，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河流、湖泊的流域综合规划和区域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批准的水资源规划需要修改时，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

水资源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开，规划的执行情况应当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编制水资源流域综合规划和区域综合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十五条 建设水工程应当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河道、湖泊上建设水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建议书报请批准前，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以下管理权限办理：

（一）在黄河和省际边界河段上建设水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工程所在地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初步审查后，按照有关规定报国家流域管理机构审查并签署意见；

（二）在黄河宁夏段一级支流上建设大、中型水工程以及在设区的市边界河流上建设水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工程所在地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

（三）建设小型水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审查，应当自受理水工程建设单位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并将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文、水资源监测信息系统建设和管理，统一规划布局水文、水资源监测站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资源的动态监测，定期发布水资源公报。　　

有关部门的水质监测数据、资料实行共享。属于基本水文资料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开；其他水文资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有偿使用。
第三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

第十八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统筹安排地表水和地下水，遵循总量控制、节约用水、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的原则，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用水需要。

鼓励和支持收集、开发、利用雨水、微咸水和再生水。

第十九条 开发利用地表水应当兼顾地区之间的利益，有计划的建设蓄水工程,充分发挥供水、灌溉、防洪、发电、渔业、航运、旅游和生态等水资源综合效益。

开采地下水应当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保持采补平衡，对深层地下水限量开采；在容易发生盐碱化的地区，应当采取灌排结合、渠井结合等措施，控制地下水的水位。

第二十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取用地表水，建设单位无水使用权指标的，应当通过水使用权转让方式解决用水。

第二十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其成员依法在其本集体所有土地上修建小型水库，应当符合所在流域、区域的水资源综合规划，按照以下规定，经审查同意后方可开工建设：

（一）水库库容在一百万立方米以下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水库库容在一百万立方米以上（含一百万立方米），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应当执行经批准的防御洪水方案，落实防汛安全措施，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防汛统一调度。

第四章 水资源、水域的保护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和调度水资源时，应当维持河流合理流量或者湖泊、水库、地下水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防止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第二十四条 开采地下水应当在水资源勘查评价的基础上，实行统一规划，加强监督管理和动态监测，防止盲目开采和过量开采。

开采地下水的单位，应当加强对地下水的监测，建立水位、水量、水质等技术资料档案，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地下水资源条件和动态情况，划定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地下水限制开采区，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下列区域划定为地下水禁止开采区：

（一）地下水严重超采地区；

（二）地下水缺乏补给来源，并通过替代水源已解决供水的地区；

（三）发生严重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的地区；

（四）开采地下水可能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或者经国家、自治区批准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害的地区。

　　下列区域划定为地下水限制开采区：

（一）地下水超采地区；

（二）经国家、自治区批准建立的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

（三）城市集中供水管网覆盖地区。

第二十六条　取用地下水、建设地源热泵工程需要凿井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二）具有符合凿井技术规范的施工方案；

（三）具有土地使用权证明文件；

（四）凿井施工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取水许可管理权限，对凿井和取水进行管理和监督。

取用地下水凿井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井点布局、取水层位施工，并向批准取水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凿井方案，接受监督检查。凿井工程竣工后，应当将凿井工程的有关技术资料报批准取水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利用地源热泵技术应当取用浅层地下水，抽灌水保持采灌平衡，防止水体污染，并按照规定进行监测。

地下水抽出量大于灌入量的，井权人应当采取措施，达到采灌平衡。

第二十九条　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或者出水量异常、水质恶化的取水井，井权人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技术机构鉴定；未作鉴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技术机构鉴定，鉴定费用由井权人承担。

经鉴定失去使用价值的水井，井权人应当按照水利工程技术规范的要求，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派人现场监督指导下封填。

第三十条 因开采矿藏疏干排水或者建设工程施工降水的，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按照批准的疏干排水和施工降水方案进行，不得擅自扩大疏干排水区域和施工降水深度。

采矿单位或者建设单位应当进行地下水监测，并采取措施，保护水资源不受污染和破坏。

因疏干排水、施工降水或者过度开采等活动导致地下水水位下降、水体污染、水源枯竭或者地面塌陷，采矿单位或者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制定跨设区的市河流、湖泊的水功能区划，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设区的市管水库、人工水道和跨县（市、区）区域的河道、湖泊以及地下水的水功能区划，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制定，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其他河流、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的水功能区划，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制定，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水功能区对水质的要求和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核定水域的纳污能力，向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该水域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水功能区的水质进行监测；水功能区水质未达到水域使用功能对水质的要求、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控制指标或者出现区域地下水位下降的,应当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及时采取治理措施；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报，依法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三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由市、县人民政府提出划定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排放、倾倒污染物、建设对水源污染严重的项目或者从事其他影响饮用水水量、水质的活动。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水资源条件，制定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的应急预案，及时处理突发事件，保证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水利、国土资源、建设、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饮用水水资源管理，进行动态监测，保护饮用水水源，防止水源枯竭和饮用水污染。

第三十五条 在河道、湖泊、水库、渠道、沟道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应当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进行审批，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依法应当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其入河排污口的设置，依照规定的建设项目审查权限进行审查；

（二）不需要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但需要办理取水许可手续的，排污口设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取水许可管理权限进行审查；

（三）其他排污口设置由排污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

第五章 水资源配置和节约用水

第三十六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区水资源的宏观调配。

自治区、跨设区的市的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设区的市、县（市、区）的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由本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上一级水中长期供求规划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报本级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三十七条 水量分配与调度应当遵循水权管理、统一分配、统一调度的原则。

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年度水量统一分配与调度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跨设区的市的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商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制订，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跨县（市、区）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商县级人民政府制订，报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八条 直接从河道、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取水许可管理权限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取水许可，取得取水权，并缴纳水资源费。但农业灌溉以及农民生活、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少量取水的除外。

开采已探明的地热水、矿泉水的，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取水许可申请，经初审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采矿许可证，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开采量开采。

第三十九条 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应当按照地下水高于地表水，地下水超采区高于一般地区，生产经营取水高于生活、环境取水的原则确定。

取水许可实行分级管理，水资源费按照分级管理权限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征收，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条 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国家技术标准安装计量设施，保证计量设施正常运行，按照要求提供有关取水统计资料，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按时足额缴纳水资源费。

第四十一条 直接从河道、湖泊、水库、沟道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按照规定应当申请取水许可的，建设单位应当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报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建设单位未提交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其取水许可申请和水土保持方案。

建设单位未提交取水许可申请书面审查意见及经审查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审批部门不得批准该建设项目。

第四十二条 水工程供水价格应当采取统一定价原则，分级管理方式，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民办民营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他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水使用权分配和转让制度，优化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水利工程的节水改造，健全节水配套设施，推广节水栽培技术和节水灌溉，发展节水型农业和生态农业。

　　第四十五条 工业企业应当采用节水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改进节约用水技术，推行清洁生产，采用循环用水、综合利用及再生水回用等设施，降低用水单耗，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城市供水管网漏失率，推广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逐步增加对污水处理的资金投入，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提高再生水利用率。

鼓励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工程施工等利用再生水。

第四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项目，应当具有节约用水方案，配套建设节水设施。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节水设施竣工后,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已建成的项目未安装、使用节水型用水器具的，应当逐步更换。

　　第四十八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节约用水的水价调控机制，实行用水计量收费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

第六章 水事纠纷的处理与执法监督检查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水事纠纷。

水事纠纷可以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解决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调解本乡镇的水事纠纷，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调解水事纠纷。

　　在水事纠纷解决前，当事人不得单方面改变现状。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水政监督检查制度，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依法实施水政监督检查。

水政执法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水工程管理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执行批准的水资源规划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核发取水许可证、签署审查同意意见的；

（三）拒不执行水量分配方案、水量调度预案和调度命令的；

（四）不按规定收缴或者截留、挪用、贪污水资源费的；

（五）不按规定权限发放取水许可证、收取水资源费的；

（六）其他不履行水行政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擅自在河道、湖泊、水库、渠道、沟道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的；

（二）建设项目的节水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擅自投入使用的。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凿井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封填，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规定，建设凿井工程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按照情节轻重，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利用地源热泵技术取用地下水，回水水质、水量达不到规定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凿井或者取水批准文件、取水许可证的，批准文件或者取水许可证无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补缴水资源费，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取水单位和个人拒不接受监督检查或者不按规定提供有关取用水统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按照日最大取水能力计算的取水量计征水资源费；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第五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8年11月1日起施行。




论受贿罪的客体

杨丰吉
（华东政法学院 上海 200042）


[内容摘要] 受贿罪客体历来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国内外各种受贿罪客体理论的分析，指出受贿罪的客体既不是复合客体也不是选择性客体，应具有单一性。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而不是一般客体或同类客体。对受贿罪客体的比较合理的定位应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
[关键词]　受贿罪客体　廉洁性　普适性

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担当对行为的社会属性与价值判断的功能，犯罪构成的其它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最后都要落脚到犯罪客体上，由犯罪客体作出最后的价值判断。 [1]由此可见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与意义，受贿罪客体是该罪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之一，直接影响着该罪的正确定罪与量刑。然而理论界对受贿罪客体的具体内涵却观点不一，这导致了司法实务中对受贿罪罪与非罪及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上的混乱。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受贿罪客体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位。
一、受贿罪客体的理论聚讼
（一）国外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50年代初从前苏联引进的，认为犯罪构成系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的统一体。该四要件说，对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实务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说到目前为止仍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构成要件的通说。在国外，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没有关于“犯罪客体”的概念。在它们的理论中，与之最为类似的就是“保护法益”。
对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即受贿罪侵犯的是何种法益。在立法形式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立场：起源于罗马法的立场是，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根据这一立场，不论公务员所实施的这一行为是否正当合法，一旦他要求、约定或收受与职务有关的报酬，就构成受贿罪。起源于日耳曼法的立场是，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公正性、不可侵犯性。根据这一立场，只有当公务员实施违法或不正当的职务，从而要求、约定或者收受不正当报酬时，才构成受贿罪。[2]无论是基于哪一种立场探讨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学者之间也是意见不一。例如在日本，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就存在着以下四种观点：一是认为受贿行为侵犯的是公务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二是认为受贿行为侵犯的是公务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三是认为受贿行为同时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四是认为受贿行为违背了公务员廉洁的义务。[3]很明显，第一种观点与起源于罗马法立场上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相同；第二种观点主要是站在起源于日耳曼法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立场之上；第三种观点则是把起源于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的结合；第四种观点--------仅是第一种观点的同义反复而已（仅是将第三种观点中的两个方面结合成了一个），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二）国内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
相对于国外关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的学说，我国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表述则要复杂的多，主要有单一客体说、复杂客体说和选择性客体说。
〈1〉单一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仅涉及一个客体，即单一客体。关于单一客体为何种客体，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该观点是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赋予工作人员某种职权，是希望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利用其职权实现国家的基本职能，而国家工作人员却将其作为权钱交易谋取私利的资本，严重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第二种观点是廉洁性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里的廉洁性包括国家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它揭示了受贿罪的本质，体现了各种形式的公务受贿犯罪行为的本质，对此国外也有许多学者持相同的主张。[4]还有一种观点与此类似，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5]第四种观点是不可收买性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过于抽象，它包括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认为受贿罪客体应仅指前者。
〈2〉复合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复合性，即受贿行为侵犯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这些客体都是受贿罪的客体。理论界关于该罪复合客体的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公务）受贿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往往与其它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干扰并破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使经济活动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也就侵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6]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秩序。（公务）受贿罪不仅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而且作为财产性犯罪的一种，它还严重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也被众多（公务）受贿罪所证实。[7]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和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持这一观点学者认为，“利用职权，索取或收受贿赂，是对为政清廉的否定，是对职务行为的玷污，是与廉政背道而驰的腐败行为。这种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是（公务）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之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去索取或收受贿赂，就必然使其职务行为受到腐蚀，使职务行为偏离法制的要求，使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其良好声誉受到侵犯。”[8]第四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产所有权。如有学者就认为，（公务）受贿罪不仅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且也侵犯了职务活动的公正性。“综上，（公务）受贿罪的犯罪客体主要是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同时，由于财物的所有人是为谋取某种利益才被迫或者主动交出财物，并非完全自愿，因此，（公务）受贿罪也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9]
〈3〉选择性客体。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一种综合性客体，不能明确地说受贿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还是复合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应依具体的受贿行为而定，即具体受贿行为侵犯了何种客体，则受贿罪客体就是什么。例如，在“受贿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在“受贿不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公正性则并没有受到侵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少。
二、关键术语的区分
在探讨比较合理的受贿罪客体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下几组关键术语进行一下区分。
（一）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
刑法学理论按照犯罪行为侵犯社会关系的范围大小的不同，把犯罪客体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
〈1〉三种客体的区别。任何一个具体的犯罪行为都会同时侵犯三种基本客体，但三种客体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同的。①侵犯行为的来源不同。一般客体，又称为共同客体，是一切犯罪行为共同侵犯的客体。侵犯来源于所有的犯罪行为。同类客体是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侵犯行为来源于特定的某一类犯罪行为。直接客体是某一种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客体，侵犯行为来源于具体的某一种犯罪行为。②社会关系的范围不同。一般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整体，而不是某些具体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同类客体是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而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某一个部分或者某一个方面。我们知道，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各种具体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也不尽相同，不过有些犯罪侵犯的客体内容又有某些相同之处，所以人们就可以根据某些客体内容的共同性，将犯罪客体归纳为若干大类，从而形成不同的犯罪同类客体类别。直接客体是某一特定犯罪所直接侵犯的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现实社会中的犯罪都是具体的，具体的一种犯罪行为不可能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都遭到同样的侵害，而只可能侵害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部分或者有限的几个部分。这些被侵犯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就是我们这里所称的犯罪的直接客体。③功能不同。犯罪一般客体反映着犯罪行为的共同本质，是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集中表现。犯罪一般客体是否存在，是罪与非罪区分的原则界限。同类客体的存在有助于科学地区分犯罪的性质及其危害程度，准确地定罪量刑。犯罪直接客体能够最直接地揭示某一具体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
〈2〉三种客体的联系。同类客体是直接客体的抽象，一般客体是同类客体的再抽象，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之间是一种抽象与具体、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三者之间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任何一种犯罪中都有三者的存在；三者是有机的整体。
（二）单一客体和复合客体
这是根据犯罪侵犯的直接客体的不同数量所进行的一种分类。单一客体又称简单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仅仅侵犯一种社会关系，即只有一个直接客体，具有单一性、普适性。复合客体，又称复杂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两种或两种以上具体的社会关系，即有多个直接客体，具有复合性、同时性和普适性的特征。复合性要求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必须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同时性要求复合社会关系在受到侵犯时必须是同时的，不能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普适性要求该犯罪的每一种具体行为都同时侵犯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复合客体对该犯罪的每一种具体行为都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存在例外的情况。
（三）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
该种分类是在多个客体存在的情况下，由于涉及到犯罪行为的立法归类，因此而进行的划分。“主要”与“次要”的划分标准，是看被侵犯的该种具体社会关系为刑法保护的重要性程度和遭受犯罪侵害的程度。程度较高的为主要客体，反之为次要客体。由于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是按照犯罪所侵犯的主要的直接客体性质，去进行犯罪的立法归类的。
三、受贿罪客体的探讨
（一）各种受贿罪客体观点的评说
由上可知，关于受贿罪客体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哪一种观点更加合理呢？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各种观点中的分歧点：
〈1〉“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无论在单一客体说还是在复合客体说，都有一些学者把“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前者是理论界传统的观点，后者是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的。其实，“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主要是管理活动，它与“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的观点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所以在此我们将其视作同一观点，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我们认为，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缺陷：①不具有直接性，也就是说“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并不是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在此我们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即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还是同类客体。根据前述的有关直接客体和同类客体的理论，直接客体是某一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同类客体则是对直接客体的抽象。所以当我们研究受贿这一种具体的犯罪行为时，很明显它侵犯的客体应是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而不应是这类社会关系的抽象——同类客体。某些受贿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它犯罪，例如刑讯逼供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也同样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所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应是该类犯罪的共同客体，而不是受贿罪的直接客体。②不具有普适性。即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是受贿罪的客体，那么所有的公务受贿行为都必定对这一客体造成了侵害而不能存在任何的例外。事实上，这种例外情形是存在的，有些公务受贿行为并没有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例如，在受贿后尚未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中，国家工作人员虽索取或收受贿赂的，但并没有影响到“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若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就无法将这些情形包容进去，势必会纵容犯罪。所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也不符合受贿罪客体具有普适性的要求。
正是由于79刑法把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中，所以在刑法未作修改前，许多学者未区分受贿罪客体与渎职罪客体的异同，而把渎职罪的客体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直接作为了受贿罪的客体。我们认为受贿罪与渎职罪之间不存在竞合问题。 我们主张新客观要件说，该说认为受贿罪所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指受贿人实际为他人谋取的行为或结果，而是指受贿人的一种许诺，一旦受贿人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同时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以满足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构成受贿罪。[10]可见，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不能涵盖渎职行为，两罪是彼此独立。所以，97刑法将受贿罪及其他贿赂性犯罪从渎职罪一章中抽出，与从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抽出的贪污类犯罪合并一起，设专章予以规定。
综上所述，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或其中之一都是不科学的。
　 〈2〉关于“公私财产所有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秩序”。在现有的受贿罪客体理论中，还未有学者将“公私财产所有权”单独作为受贿罪的客体，而只是把它作为该罪复合客体中的一种。但“公私财产所有权”能否在受贿罪的客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呢？我们认为受贿罪的客体不应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犯，没有行贿行为，就没有受贿行为的产生，行贿人是自愿交付财物或提供非财产性利益的（当然索贿情况除外）,用以收买他人利用其职务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可见受贿人根本没有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故意内容，更遑论破坏财产所有权关系。另外，在现实中以非财产性利益作为受贿对象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为大众传媒所关注的性贿赂。从立法趋势上看，将这类犯罪对象纳入受贿罪的对象中已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形下的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势必会对将来该受贿罪的定罪量刑带来混乱，也是缺乏前瞻性的表现。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秩序是否是受贿罪的客体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认定受贿罪为经济犯罪。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公布以后，由于该《决定》规定（公务）受贿罪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并将（公务）受贿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所以刑法学界肯定说认为，（公务）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更主要、更直接地表现在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侵害上。我们认为，只有发生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这部分受贿罪才具有经济犯罪的性质，该《决定》对经济交往中的受贿罪作了明文规定，实际上这部分属于经济受贿罪，经济受贿罪的直接客体是双重的，即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经济受贿罪不同一般受贿罪，一般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3〉关于“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如前所述，有些学者认为“廉洁性”过于抽象，可分为“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将受贿罪的客体归之于“不可收买性”。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充分的。国家授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职权，国家工作人员就承担了廉洁奉公的义务，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把它当作权钱交易的砝码，就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但同样应当看到这种受贿行为也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身份就蕴含了其职责上、纪律上应具有的“公正性”的内容。因此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和目的，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受贿行为非法获取其不应得之财物，就必然会侵犯“公正性”的内容。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公正性受到了侵犯自不待言，现在理论界只是对“贪赃不枉法”时“公正性”是否受到了侵犯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性”同样遭到了侵犯。“当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时，即所谓的贪赃不枉法，实际上也是用公正性在做交易，因为如果没有‘贪赃’，那么对方的正当利益就不可能实现，同样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11]所以，将“廉洁性”分解成“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且在国外，源起于罗马法的“不可收买性”和日耳曼法的“公正性”在分离了多年之后正在走向融合，我们现在再对其进行区分，也是与世界潮流相违背。“国外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不约而同地把受贿罪的性质与职务联系起来。因此受贿罪的性质应从职务入手来揭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理所当然应当成为受贿罪的客体。”[12]
〈4〉单一客体、复合客体和选择性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到底是单一客体、复合客体还是选择性客体，至今仍没有一个定论或者通说。在这三者之间，选择性客体理论的缺陷是最明显的。选择性客体理论认为受贿罪客体时而单一、时而复合，不具有固定性，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种理论很明显与客体的一般理论相违背，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应具有普适性，放之各种公务受贿行为而皆准，不能因时因地而变。就复合客体而言，复合客体应具有三性，即复合性、同时性和普适性。在受贿罪的直接客体中能够符合这三性要求的也就只有“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这两个客体又是“廉洁性”这一客体的分解，能被“廉洁性”一个客体所包容。如前论述再对其分解而认为是复合客体实无意义。在现有的复合客体理论中，都混淆了犯罪客体和犯罪后果的概念。犯罪后果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产生的危害社会的后果，但犯罪后果所表明的社会关系的破坏，并不一定就是某一具体犯罪行为的直接客体。例如，受贿罪中的“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公私财产所有权”等，它们都可能被受贿行为所侵害，但它们在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中起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并不能反映受公务贿罪这一特殊行为的特性。所以我们主张，受贿罪客体为单一客体。
（二）受贿罪客体的合理定位
综上所述，受贿罪的客体既不是复合客体也不是选择性客体，应具有单一性。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而不是一般客体或同类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必须能够反映该罪的特征。所以受贿罪的客体比较合理的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首先，这一客体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国家的授权而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是人民的公仆。为政清廉，始终保持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基本要求。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谋利而进行交换时，这种权钱交易行为就构成了对廉洁性的侵犯，这也是受贿罪的本质。其次，它能够体现所有的公务受贿行为的本质。一些比较特殊的受贿行为，例如受贿不枉法、受贿后还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性贿赂行为等都可包容在内。最后，这一定位也符合了国际上关于受贿罪保护法益的发展潮流，即起源于罗马法的“不可收买性”和日耳曼法的“公正性”的融合。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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