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整顿九区范围内非法从事道路客运的通告
重庆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加强道路客运管理，规范道路客运市场秩序，保障经营者、从业人员及其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我市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重庆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法规规定，制定本通告。
第二条 在本市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以及高新区、北部新区（以下简称九区）内从事道路客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通告。
第三条 上述各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责本辖区内的非法营运整顿工作。市、区各交通、公安、财政、物价、民政、残联、劳动、市政、信访、监察、地税和工商等部门应当切实履行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实施本通告。
第四条 在第二条所指区域内从事道路客运的单位和个人及其车辆，应当取得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相关营运证件。
禁止任何单位、个人使用摩托车（含两轮、正三轮、边三轮、轻便摩托车）、助力车、残疾人专用车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活动。
第五条 本通告发布前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道路运输证》的“面的”车，应当在批准的线路或区域营运，不得在九区主干道（九区主干道名单见附件）营运。
已核发《道路运输证》的“面的”车，经营期限已届满的，其经营者应当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经营期限未届满的，其经营者应当自经营期届满之日起90日内）将营运的“面的”车辆退出道路客运经营，并向原审批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缴回营运证、牌和票据，办理有关注销手续。
第六条 正三轮摩托车不得在主城区六转盘（红旗河沟、沙坪坝、石桥铺、陈家坪、杨家坪、南坪转盘）内的道路上行驶、停放。
残疾人专用车在主城区六转盘内行驶、停放，必须遵守道路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 下肢残疾人驾驶的残疾人专用车，必须取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残疾人专用车牌证，同时持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残疾人专用车驾驶证。
第八条 下列行为属于非法营运行为，应予禁止、取缔：
（一）无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道路客运；
（二）无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客运《道路运输证》从事道路客运；
（三）经营期限已届满的“面的”车在本通告发布之日起90日后（经营期限未届满的“面的”车在经营期限届满90日后），继续经营；
（四）下肢残疾人驾驶残疾人专用车搭乘的陪护人员超过1人。
第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无《道路运输证》或者超《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以及违反本《通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道路客运的，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可并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三）用摩托车（含两轮、正三轮、边三轮、轻便摩托车）、助力车、残疾人专用车从事道路客运的，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经批准的“面的”车不按批准的线路、区域营运或者在九区主干道营运的，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可并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重庆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正三轮摩托车在主城区六转盘内的道路上行驶、停放的，处200元的罚款。
（二）无驾驶证的人驾驶摩托车（含两轮、正三轮、边三轮、轻便摩托车）、残疾人专用车或者驾驶的车辆无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驾驶牌证的，处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一条 对违反本通告用于非法营运的车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予以暂扣，出具暂扣凭证，并书面通知当事人在10日内到指定部门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可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因暂扣车辆产生的费用由被暂扣车辆当事人承担。
当事人在被检查时逃逸，被暂扣的车辆经公告60日后无人认领的，或者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后当事人未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处理）决定的管理机构可将暂扣的车辆依法处置。
第十二条 被暂扣的车辆属拼装、报废车辆，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道路运输机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处罚（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十四条 妨碍、阻挠、拒绝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管理机构或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政府对非法从事道路客运的整顿，积极举报、抵制非法营运行为。
举报电话：69083201，69083202。
第十七条 本市其他区县（自治县、市）对非法从事道路客运的整顿，参照本通告执行。
第十八条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九区65条主要干道名单
北干道（上清寺——大溪沟——临江门）、南干道（牛角沱——菜园坝——朝天门）、中干道（上清寺——两路口——朝天门）、嘉滨路（朝天门——嘉陵江桥头）、长滨路（菜园坝——滨江公园——朝天门）、和平路（七星岗——渝中区区府——较场口）、新华路（较场口——人民公园——小什字）、菜袁路（菜园坝——黄沙溪——袁家岗）、袁茄路（袁家岗——九宫庙——茄子溪）、长江路（两路口——大坪——杨家坪）、嘉陵路（牛角沱——红岩村——小龙坎）、大石路（大坪——歇台子——石桥铺）、杨九路（杨家坪——黄桷坪——九渡口）、杨渡路（杨家坪——李子林——大渡口）、杨石路（杨家坪——石坪桥——石桥铺）、石新路（石桥铺——凤鸣山——新桥）、石小路（石桥铺——白马凼——小龙坎）、凤天路（凤鸣山——区府新大楼——天星桥）、天马路（天星桥——马家岩）、汉渝路（三角碑——石门大桥——大石坝）、沙中路（龙泉路——重大中门——杨公桥）、沙磁路（沙坪坝——建院——磁器口）、渝碚路（三角碑——双碑——北碚）、天陈路（天星桥——沙区公园——陈家湾）、小龙坎正街（小龙坎——石碾盘）、天星桥正街（天星桥——西南医院——凤鸣山）、凤中路（凤鸣山——上桥——中梁山）、建新北路（观音桥——渝北商场——红旗河沟）、红石路（红旗河沟——松树桥——大石坝）、红五路（红旗河沟——红土地——五里店）、201国道红双段（红旗河沟——人和——两路）、沙滨路、建新南路（观音桥——华新街——嘉陵江桥头）、建新东路（观音桥——茶园——五里店）、建新西路（观音桥——蚂蝗梁——猫儿石）、洋河大道（建新北路——汽车城——黄泥■）、龙脊路（新牌坊——花园新村）、五江路（五里店——茅家山——江北城）、五唐路（五里店——寸滩——唐家沱）、五刘路（五里店——皂桷岭——刘家台）、碚青路（北碚——歇马场——青木关）、渝南路北碚段（北碚——三花石——澄江镇）、北岳路北碚段（北碚——磨心坡——后丰岩）、云泉路、中山路、胜利路、碚峡路、水北路（北碚——水土）、菜支路（三溪口——菜家场——灯塔）、南弹路（南坪——福利社——弹子石）、四南路（南坪——四公里）、渝黔路巴南段（南坪——八公里——鱼洞）、南城大道、白鹤路、青龙路、金山路、南铜路（南坪——长江村——铜元局）、南山旅游路（上新街——黄桷垭——南山）、光电路（长江村——光电路——鹅公岩大桥）、海峡路（四公里——鹅公岩大桥）、马王坪（李家沱——长江二桥）、南滨路（长江大桥——南桥头——大佛寺大桥）、李道路（李家沱——土桥——道角）、李界路（李家沱——南泉——界石）、海四路（海棠溪——罗家坝——四公里）。


2001年7月18日
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
与审判机制现状之冲突思考

黄小红


随着我国当代法官司法理念的提升，法官作为司法者在审判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时，现实对其职业性思维方式的培养提出高要求，然而由于我国司法审判机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却限制了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同时受到限制的法官思维方式又不断冲击着审判机制。

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涵义及其特点

“思维”一般是指人脑依照逻辑推理观察、分析、判断客观事物的过程。法官作为一种专业性极强的职业。其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也应是独特的。对此，前不久国家法官学院院长郑成良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指出：“在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必须以法律思维作为基准思维方式。”并且他对法律思维的诠释是“按照法律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因此，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应当是指法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为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按照法律逻辑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法官藉以发挥出职业天性的手段，笔者认为它的独特性至少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合法性
假使法官作出裁判前，需要在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作出抉择，那么他首先考虑到的应是裁判的合法性。原因首先从宏观上讲，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均代表着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因此，法官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它必须以合法性作为裁决的第一要素考虑，这是立法的原则所决定。这一立法本意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更是明确地体现出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可以判决变更”。言外之意即是法官对行政处罚之外的具体行政行为只审查合法性，对行政处罚如非显失公平，一般也是不会变更。其实也正如郑成良教授指出的“如果一个人选择用法律来思维，那么，他就会在一般情况下，把政治上的利弊、经济上的效益、道德上是否高尚视为第二位的考虑因素，而把合法性作为第一位的考虑因素”；从微观上讲法官的职责是按法律标准去裁判是非，“法官在开始审理案件之前就对法律说三道四，那他就完全是越权”。[1]因此法官职业思维方式是合法性的思维方式。
（二）强调逻辑性
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其始终是诉讼中的主角，法官在审判中引导诉讼顺利进行，居中听取对立当事人之间的意见，并通过对现有证据的仔细分析，构造一个法律上的事实，最后据以作出理性裁决，这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法官在处理这个大逻辑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对当事人阐述诉讼各阶段处理结果的逻辑性理由，如果法官没有一个清晰的逻辑性头脑，就有可能导致诉讼引导失败，继而产生事实真伪难辩、证据难以取舍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当事人质疑裁决公正性，既使裁决是公正的。
（三）强调中立性
司法中立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司法获得公众信任的源泉。“司法中立包括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中立；司法权在政府与民从、公与私之间的中立；司法权在诉讼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 [2]，法官作为公众心目中正义的象征、公平的化身、良知的守护神，在诉讼中始终是以一个居中裁判者的身份出现，为了达到息纷止争的目的，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性的思维方式，以免先入为主、偏听偏信，从而有利于保障裁决的公正性。

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与我国审判机制现状之冲突表现

从哲学角度看，法官思维方式与审判活动是紧密相连的两种事物。一方面，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是为审判活动服务；另一方面，审判活动的进行又为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育提供土壤。根据物质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它们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
冲突之一：现行审判机制对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培养障碍。
审判机制作为法官职业思维方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其缺陷对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培养障碍是决定性的一面。
（一）当庭认证、当庭宣判的适用率低下，延缓了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培养效率。
法官在庭审中的一切活动是在公众的注视下进行，它促使法官在群众参与、监督下对庭审中所作一切决定作出自理性的分析，因此庭审程序的严格执行有助于锻炼法官职业思维的严密、迅捷能力。目前，法庭举证、质证程序执行得比较顺利，特别自《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颁布实施以来，法庭举证、质证在民事审判中的操作已然规范了许多，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庭认证、当庭宣判适用现状相对来看很不理想。许多法官在庭审中疏于对证据的分析认定，特别是当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遭到另一方的异议时，法官认为难以作出理性的分析时便借口在合议庭评议时再作确认，但当评议后继续开庭时，法官却对此避而不提，最后不了了之；同样，当庭宣判的适用也存在类似的缺陷，法官庭审时认为一时难以作出判决，为避免日后担责，便借口报庭长、院长审批后定期宣判或报审委会讨论后再定期宣判，无形中便将责任风险转嫁于庭长、院长或审委会了。
（二）合议制特别是陪审员合议制的缺陷对法官职业思维形成障碍。
合议制在审判中起着发挥法官集体智慧结晶，杜绝主审法官主观办案的有效作用，然而当前合议制运行中普遍存在“合而不议”的现象，既便是有合议的意见，但当案件要提交审委会讨论时，由于是承办法官一人汇报，难免造成汇报意见不全或带有承办法官个人的主观倾向，最终使“合议”流于形式。合议制中基层法院的陪审员参加合议的作用更是轻微，有的陪审员在开庭至判决的整个过程中可以“一言不发”，实际上等于“陪坐”，许多法官将陪审员参加合议当成是一种摆设，加之现行的陪审员一般是采取聘任的单一方式而非选任，而且又多是从法院退休干部中聘任，这种聘任完全有可能是主审法官凭关系疏远而定，而非凭陪审员的业务知识技能高低而定，其本质就是将公众选举陪审员的权利剥夺殆尽。因此，陪审员的素质没有把好关也是合议制的一个重大缺陷。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形成一些法官在审判时或主观臆断，或滥用职权，造成法官思维方式随意性较大。
（三）回避制度的缺陷与法官职业独立性思维培养的冲突
回避是法律为保障法官裁判中立性和公正性得到公众信赖的一种制度。目前，我国三大诉讼法对法官回避适用的条件、对象、程序均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由于该制度尚不完善，妨害了法官独立性思维的养成。主要表现如下：
1、回避制度在实践中执行不严。据有关资料反映，许多基层法院连续几年都未发生过一起法官回避情形，既便有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过回避申请，但没有引起必要的回应。因此，不难想象，回避制度在我国法院运行的现状如何。
2、法律未对违反回避制度的法官规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制，特别是对法官违反自行回避的情形未加约束，导致一些法官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习惯，不愿自行回避，甚至个别法官利用此钻制度“漏洞”、打法律“擦边球”，徇一己之私为当事人谋利。
正由于回避制度的这些缺陷，当事人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找上法官或通过地方行政官员给法官施加压力的现象是屡见不鲜，以致法官办案时带严重的主观倾向，或面对压力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为代价作出妥协。这些无疑都妨害了法官职业独立性思维的养成。
（四）审判监督制的低效应与法官合法性思维培养不相协调。
当前审判监督机制没有跟进审判需求，导致案件重审、再审率有所提高。其主要表现在：
1、审判监督队伍素质相对较低。目前有些法官对审判监督法官的个人素质要求不够重视，安排的多是一些“闲置”人员进入审监庭，他们要么不是科班出身，要么法律知识相当欠缺。
2、审判监督法官自身的行为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加以约束。导致一些审监庭法官疏于监查，而使法院案件流程跟踪管理规定流于形式。
当前审监效应的低下现状无疑使法官在办案时放松了对案件质量的高要求，当面对原、被告双方尖锐的对立意见时，为避免当事人将矛头转向自己或法院，而考虑追求双方意愿的统一，即在当事人看来的“合理性”，既使这种合理是违法的。
（五）审判公开透明“度”的不确定性产生法官职业思维的模糊区。
我国现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审判过程及结果应当向群众、社会公开。然而法律对这种公开的“度”没有作进一步阐述。随着人们法律意识逐渐加强，公众强烈呼吁法院审判活动要杜绝暗箱操作、实行阳光审判。我国法院改革也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毋庸讳言，这种所谓的公开透明度还不高，与法治发达国家一些先进做法有所差距。正是由于缺乏公众监督，我国法官在审判中对自己思维能力要求降低，久而久之，一些法官在这种审判环境下养成模糊性思维习惯，即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不屑（如：认为没有必要）或不愿（如：怕触及当事人的利益而得罪人）去对法律问题作详尽、周密的分析、思考。
冲突之二：法官职业思维培养对审判机制造成负面影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当前，我国法官队伍职业思维方式培养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形成的思维方式与现代审判机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一）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难脱模糊性与判决确定性之间的冲突。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一个重要特点是模糊性。它使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总是满足于通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直觉得到的第一印象，而不习惯或者说不愿意作周密、详尽地分析。模糊性的思维方式对我国法官职业思维产生较大的危害。特别是当职业思维受到诸如审判机制缺陷在内等因素的限制后，更是难脱模糊痕迹。如法官在原、被告双方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时，往往是依直觉主观判断对证据作出确认，而不是依照法律规定结合案件情况，判断哪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较大；又如对事实的模糊性认识导致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理由阐述不清等等。但事实是原、被告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必有一方败诉，法院在判决时必须加以明确。因此，这种模糊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法官裁判理性不强，难以取信于公众，从而影响了司法权威。
（二）片面强调中立性树立“折中主义”或“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冲击审判公正。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主张对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折中主义”的意思亦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庸之道、折中主义在中国产生的流毒是深刻的，特别是法官须以中立者的身份出现，如果立场不是公众看起来的相对“中立”，则很容易遭到众人诽议，在我国审判机制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在这种绝对“公正”意念主使下，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不免有行“折中主义”或“中庸之道”之嫌。在遇到难以断定谁是谁非时，对原、被告“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是在这种思维方式驱使下法官的惯常作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公正的流失，并且有可能因此同时损害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促使他们对法院不满，最后导致群众对司法公正丧失信心。
（三）我国法官逻辑思维方式过于机械性与审判价值的冲突。
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运用的逻辑思维，它更追求的是一种技巧，决非机械式照搬“三段论”推理。正如英国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科克曾经讲到的：“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遍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由于社会现象的错综复杂，法律问题也变得愈加复杂，加之物质世界运动的绝对性，法律推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审判中，法官面对的事件往往是事过境迁的，他纵有千般能耐，也不可能一层不变地再现历史，他要做的只能仅限于通过对现有证据的细致分析，再运用逻辑手段重组事实，而这种事实只能是“法律上的事实”，即使可能与客观真实有反差，但如果法官能将裁决结果对公众作出自理性的论证时，便是实现了审判价值，这就与“要追求阳光，就必须接受阳光下的阴影”道理一样。然而现在，我国不少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模仿刑事侦查活动，按部就班、一味追求形式上的逻辑合理，以期推出客观真实，在受到诸如审判监督没有跟进等因素障碍后，就形成了机械式的逻辑思维习惯。而机械式逻辑思维方式就如法官在寻求“物质世界的绝对真理”那样令人可笑。如此一来势必降低审判活动的效率，使诉讼流于形式，从而司法丧失其存在的价值。
综上，一方面，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受到审判机制的限制后形成了一些不良的思维定势；另一方面，这些不良思维定势促使法官自觉或不自觉地违反审判规定，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以致审判机制在遭受破坏后漏洞突显，继而又进一步限制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如此以来，两者的冲突愈演愈烈。

对引发冲突的深层次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