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经济特区职业介绍规定（修正）
深圳市人民政府


（1994年12月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40号发布 根据1999年1月2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82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深圳经济特区金银市场管理暂行规定〉等18项规章的决定》进行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要，规范职业介绍行为，提供就业服务，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配置，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特区内的职业介绍活动，适用本规定。
特区内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聘用高级管理人员，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特区内用人单位可委托或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招聘员工。
本规定所称用人单位是指特区内需要聘用员工的国家机关、各类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专业户。
本规定所称职业介绍机构是指依本规定设立的，从事为求职人员寻找职业或向用人单位提供员工活动的企业法人。
第四条 具有深圳市户籍且满十六周岁、符合用人单位招聘条件的居民可以到职业介绍机构登记求职。
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在特区求职的，应当符合《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规定的就业条件。
第五条 特区内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职业介绍活动时，应优先推荐特区居民就业，依法为特区残疾人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就业帮助。
第六条 职业介绍活动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体现平等协商、自愿选择的原则。
第七条 深圳市劳动行政部门（以下称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依据本规定对特区的职业介绍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职业介绍机构
第八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对在特区内从事职业介绍业务的单位，实行职业介绍机构注册制度。
第九条 在特区内从事职业介绍业务的机构，须向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职业介绍机构注册手续，领取职业介绍注册证（以下简称注册证）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职业介绍活动。
第十条 申请注册的职业介绍机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
（二）有固定的职业介绍场所；
（三）有必要的办公设备和资金；
（四）有明确的业务范围、服务宗旨；
（五）有两名以上具备一定劳动业务常识或职业介绍工作经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作人员；
（六）有符合法律、法规的章程或内部管理制度；
（七）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规定的其它必备条件。
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特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劳动力供求状况对全市或区内职业介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作出宏观控制。
第十一条 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依照本规定第十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符合本规定条件的，签发注册证；对不符合本规定条件的，不予注册，并将理由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第十二条 注册证应载明职业介绍机构的名称、营业地址、业务范围和有效期。
职业介绍机构更改其名称、营业地址、业务范围，须经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同意并更换注册证。
第十三条 职业介绍机构可从事下列业务：
（一）刊登和播发招工、求职广告；
（二）办理求职登记，为求职人员提供用人单位有关资料及用人信息；
（三）办理用人登记，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资源信息；
（四）为求职人员介绍职业，向用人单位推荐求职者；
（五）为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提供洽谈场所；
（六）开展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
（七）代办劳动用工手续；
（八）受用人单位委托代为对招聘人员进行上岗前培训；
（九）组织劳务交流或协作活动；
（十）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与职业介绍有关的活动。
第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不得从事拐卖妇女、儿童或诈骗等活动；不得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职业，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五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依法纳税。
第十六条 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对其所签发的注册证实行年度验审制度。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于每年的第一季度，将上一年度的职业介绍业务状况报告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并办理年度验审手续。
第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有权拒绝签发注册证：
（一）职业介绍机构的名称或拟用的名称与其他正在经营的职业介绍机构名称相同或极为相似，可能误导他人的；
（二）为申请注册证而向职业介绍主管部门提供虚假资料的；
（三）不具备本规定第十条规定条件的。
第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吊销其注册证：
（一）利用职业介绍机构进行违法活动的；
（二）严重侵犯求职人员合法权益的；
（三）在存续期间出现不符合第十条规定条件的。
第十九条 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吊销注册证，须于作出该决定后五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该职业介绍机构。
第二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被吊销注册证的，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按规定办理注册证的注销手续。
第二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注册证转借、转让或出租给他人。

第三章 职业介绍程序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委托或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招聘员工的，职业介绍机构应在其出示有效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证明及经办人身份证件或业主的身份证件后，方可让其填写《深圳经济特区用人登记表》（以下简称用人登记表）。
求职人员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求职的，职业介绍机构应在其出示本人的身份证件和学历证明后，方可让其填写《深圳经济特区求职登记表》（以下简称求职登记表）。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及求职人员应如实填写登记表。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招聘非深圳市户籍的员工，须持市劳动行政部门批准的用工指标文件。
第二十五条 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职业介绍服务，可以收取服务费。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拟订，经市物价部门审定后执行。
职业介绍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应张贴在营业地点的明显位置。

第四章 职业介绍机构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 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对职业介绍机构行使下列管理职权：
（一）监督其遵守有关职业介绍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指导和监督其按照章程从事职业介绍活动；
（三）对营业地点进行检查；
（四）查验、审阅登记册及有关资料，并可抄印副本；
（五）督促其报送有关报表；
（六）制止和查处职业介绍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七）本规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七条 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应将全市职业介绍机构名称、地址及注册证等资料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在营业期间，必须将注册证置放于营业地点的明显位置。
第二十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不得以任何理由获取规定收费以外的报酬或其他经济利益。
第三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内部管理应当遵守以下规则：
（一）保存登记册及有关资料至少五年；
（二）将登记册及有关资料存放于职业介绍机构的营业地点，以备职业介绍主管部门检查；
（三）在指定的时间内，向职业介绍主管部门提交有关的指定报表。
第三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根据求职登记和用工登记的情况，建立劳动力供求信息档案。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领取注册证而非法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其停止职业介绍活动，并处以非法所得数额一倍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职业介绍机构故意刊登或播发虚假招工、求职广告或向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提供虚假劳动力供求信息的，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每次处以一千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注册证。
第三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责令其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处以非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并吊销其注册证。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的，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处以二千元罚款并吊销其注册证。
第三十六条 职业介绍机构在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未按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示有效证件而让其填写登记表或介绍职业的，由此造成的损害，由职业介绍机构赔偿。
第三十七条 用人单位及求职人员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的，由此造成的损害，由责任方赔偿。
第三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可处以五百元罚款。
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的，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处以二千元罚款，屡犯不改的，吊销其注册证。
第三十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可处以五百元罚款。
第四十条 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对当事人处以罚款，应发出《罚款通知书》。当事人应自接到该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如数缴交。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收款后，应给当事人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执罚所收款项，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全部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拒绝签发注册证或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不予注册或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自接到不予注册或处罚决定通
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颁布前已成立的职业介绍机构，应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三个月内申请领取注册证，逾期作无证经营处理。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1月2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第82号令中有关修正本文的内容
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领取注册证而非法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其停止职业介绍活动，并处以非法所得数额一倍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职业介绍机构故意刊登或播发虚假招工、求职广告或向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提供虚假劳动力供求信息的，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每次处以一千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注册证。
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责令其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处以非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并吊销其注册证。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的，由市职业介绍主管部门处以二千元罚款，屡犯不改的，吊销其注册证。



1994年12月9日
劳动合同法不是企业倒闭的主要原因

张喜亮


一、一段时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劳动合同法》展开了大规模的调研。如果说地方调研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劳动合同地方立法有关，中央政府开展调研的目的是什么？是惯例还是与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关？

　　时逢年底，进行劳动法律及有关法律的调研或检查，也是以往的惯例，劳动合同法执行将近一周年，对其执行情况组织有针对性的调研和监督检查活动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有其必要性。然而，由于劳动合同法自动议立法开始，至今争议比较大，时值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这样的调研活动就显得比较敏感。我个人看法，应当不失时机地对劳动合同法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似的调查研究。不容否认的是，劳动合同法确实对社会和用人单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人认为是负面的，有人认为是正面的。既然有影响，社会反响较大，组织一些调查研究活动总是好事。我不认为这样的举动需要什么特别的解读。
　　从宏观经济环境的角度来看，我想这样的调查研究活动对于我们制定相关政策充分考虑劳动关系问题是有积极作用的。客观地说，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腾飞，是与所谓的劳动力价格“低廉”有直接关系的，而在考虑政策时往往把劳动力价格“低廉”当作优势处理，当经济环境比较好的时候这种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还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种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如果不在经济上升的时候得到提升，那么，当经济下滑的时候，企业的效益和没有下降空间的劳动力价格之间的矛盾，就显得特别的突出，以至于把一些企业倒闭归罪于劳动合同法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就具有了貌似合理的逻辑了。我们应当必须深思这个问题。如果说大规模的劳动合同法调研活动与当前的宏观环境有关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联想也是有意义的。

二、从调研结果来看，企业界对《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力度还是比较大。但是，另一方面，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困境也引人注目。严格执法与企业发展困难有没有什么内在关联？

　　我看这个调研结果还算是客观的，企业对执行劳动合同法的态度，与执行劳动法典相比，更加积极和认真。一些企业界人士对劳动合同法的激烈反映就说明他们是认真对待这部法律了。我认为这样强烈的反映中有一个正面的信息，那就是企业具有了相当强烈的法制意识，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现象。
　　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出现困难，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从劳动合同法一个方面考虑。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今天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在高位上高速增长的话，执行劳动合同法就可能不是个问题了。曾几何时，这些发生困难的地方不是还有过“民工荒”吗？企业雇工难而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已经是“长三角”、“珠三角”等等经济区域的企业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一些中小企业的困境问题主要还是当前经济环境的原因。海外市场萎缩商品消费能力急剧下降，那些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当然就难以生存了，这完全是个解决问题；即便是没有劳动合同法，这些企业也不可能不出现困境。产品层次、技术的含量和市场的方向，这些才是其困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劳动力成本再低也解决不了市场萎缩的问题。节支是不得以而为，增收才是关键。
　　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与企业困境是不是有内在的关联，我觉得也是有关联的，但只是关联而已，不是根本性的。如果说这个问题毕竟是很突出的话，我认为，不完全是劳动合同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背景和时机的问题。从时机来说，不幸的是巧遇了全球的金融危机以至于经济危机。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提高人力资源成本，确实有点“雪上加霜”的意思。全球经济环境恶化问题是“雪”，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最多只是“霜”而已；如果没有“雪”而只有“霜”是不会导致“灾害”的。从背景而言，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当以劳动力价格低廉为竞争优势的时候，我们的劳动法典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劳动力价格一直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相应地增长。劳动法执行十几年来，全国各地都只是以其自己的政策为劳动者缴纳“两险”或“三险”，劳动合同法要求“依法”缴纳“五险”（有的地方还加了个“一金”），终止劳动合同原来明文规定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劳动合同法明令必须支付经济补偿金，并且加大违法的处罚力度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劳动力成本大幅度增加，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背景就会知道这场“霜”来得也确实猛了点。

三、在我国经济整体增长出现减缓趋势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看待严格执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会不会因为当前的经济发展困难牺牲劳动立法？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如果因为经济整体增长出现减缓趋势而牺牲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我觉得那将令人啼笑皆非，被历史嘲笑。
　　立法、法律不是儿戏，我觉得这一点必须认真反思；法律如麻势必法将不法！既然劳动合同法生效了而又非恶法，废止和立即修改都不是明智的，并且也没有必要。换一个思考方式，我认为，现在困难的经济环境对于我们坚定地执行劳动合同法、调整我们的人力资源理念或许是更有利的。
　　至于说会不会为当前的经济发展困难而牺牲劳动立法，我觉得这是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素质的检验和应对危机能力的考验，如果他们动摇了，牺牲劳动立法也不是不可能的。我所担心的也正是这个问题。我确信，即便是牺牲劳动立法也不可能缓解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和解决我国一些企业面临的问题，因为障碍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劳动立法和劳动力成本的问题。

四、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放大了《劳动合同法》的“负面”效应，中小企业倒闭潮不但深刻影响着劳动者就业情况，而且使《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的立法宗旨可能再次遭受质疑。如何真正做到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有机结合。

　　从全球来看可能会出现经济危机，但是，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按照官方的说法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能不能考虑工资的增长速度和幅度相对降下来（注意：不是降工资，对于最底层的劳动者而言现在几乎没有降低工资的空间了），而通过缩短工时、减低劳动强度、完善管理制度等等办法：一方面可以保持和增加就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提高劳动者职业素质——实现劳动者素质的升级为迎接下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周期做好准备。基于官方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我们是有能力做到既要执行劳动合同法又能够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的。政府能够通过资金投入拉动经济，也一定有能力通过资金投入减轻企业和劳动者的负担，承担起完善保险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责任。客观上讲，我国职工的实际工时与世界各国相比属于较长的行列，超时工作几乎是普遍现象，工作强度和压力之大超过了经济发达的国家，借经济增长趋缓的时机，缩短工时、减轻劳动强度有助于增加就业，把业余的时间和待业的人员引导到提高职业能力上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实上也亟需这样做。政府增资社会保障金减轻企业和职工的负担，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和职工的消费能力，——这也是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现在一些地方，一方面是企业和职工被迫缴纳高额的保险金，一方面是给职工退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都有点过重。政府能够充分考虑这负面的因素，就能够实现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与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如果无论如何以牺牲劳动立法为代价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至于说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遭到质疑，我认为这与经济环境和企业困难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法律理论问题。众所周知，劳动法典中也有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规定，13年来也没有人质疑《劳动法》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我觉得，我们应当反思的是，立法必须遵循法律逻辑而不是主观的臆断。法律是以其公正的标准调整社会关系的，而不是偏袒于社会关系的一方。劳动法律应当是在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确立合理、公正的标准，以其调整劳动关系。那种劳动法律是专门“保护劳动者”的观点，是违背法律逻辑和基本法理的。

五、《劳动合同法》强调要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但是近期各地不断出现的裁员风潮表明，劳动关系有出现激化的可能，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我想，必须澄清几个基本认识问题。第一，一味地保护劳动者是不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第二，最近或将来出现裁员风潮不是劳动关系激化的反映；第三，和谐劳动关系不等于没有劳资纠纷。
　　劳动关系是劳动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法律的公平、公正、合理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如果一部法律刻意偏袒劳动关系的一方，势必造成法律天平的倾斜，法律失去了公正，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也就不可能和谐。所以，企图以劳动合同法的倾斜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是不可想象的。客观而言，劳动合同法很难说是“强调”保护劳动者。劳动合同法所言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这“合法权益”往往被理解成为保障劳动者“一方”或“利益”，这是一种误读。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服务协议”和“竞业限制”之违约责任可都是由劳动者单方承担的，难道这不是对用人单位的保护吗？难道能由此说劳动合同法是保护用人单位的法吗？如果劳动合同法真的是强调保护“劳动者”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确实不能构建起和谐的劳动关系；事实上，劳动合同法并没有专门强调保护劳动者一方。
　　裁员风潮一定是经济环境和企业经营困境造成的。按照现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裁员将使企业承担更大的经济风险。所以，最近和将来出现裁员风潮没有理由归罪于劳动合同法。裁员不等于劳动关系激化，裁员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济状况的恶化，一般来说，不是万不得已企业不会裁决员工，不是经济情况恶化企业裁决员工是违法行为，必须承担经济的和行政的法律责任。
　　据报道，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度上升。我认为这不一定是不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反映，如果说与劳动合同法有关系的话，主要原因应当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于劳动合同法新的规定理解偏差造成的。劳动合同法对既有的劳动标准做出了较大和较多的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劳动关系当事人有一个认知、理解和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争议是必然的。劳动争议案件上升不等于劳动关系不和谐。劳资矛盾是永恒的，和谐与否不在于是不是发生争议而在于争议处理的方式和结果。发生争议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就不能断定是劳动关系的不和谐。当事人通过仲裁或诉讼的法律途径解决劳动争议，这并没有超出劳动关系和谐的范畴。有一点我们还不能忽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免费，不能不说是劳动争议案件增多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仅仅凭劳动争议案件在仲裁程序中上升的数量，就断定我们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渐行渐远，是不符合逻辑的，倒是能够说明当事人的法制意识增强了。我认为随着当事人法制意识的增强，劳动关系越来越会更加和谐。

结束语：我想借此机会向读者说明几个观点：第一，劳动合同法本身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不能把一些企业的倒闭与劳动合同法联系在一起（欧洲、美国和日本没有制定新的劳动法律还不是一样的倒闭企业或裁员）；第二，对于劳动合同法的解读存在着极大的分歧，需要有权威部门作出标准的解读，不应当回避问题；第三，制定有关的劳动法律政策必须慎重，需要充分考虑文化、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的空间，节外生枝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关系的和谐。


（2008.11接受《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报》专访）